阅读的嬗变:新媒体阅读的多维考察

阅读的嬗变**章 绪论阅读是人获得教化、获取知识信息的重要途径，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文化境界取决于其成员的阅读素养和阅读水准。信息网络技术和现代传播科技的发展，逐步重塑了人类社会的传播格局和人们的阅读行为模式。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前身为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从1999年开始，进行了多次的全国国民阅读抽样调查，截至2021年，共发布18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其调查分析结果显示：*近2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数字化阅读率大幅增长，数字化阅读和新媒体阅读成为中国国民两大主要阅读方式，新媒体阅读潮流势不可挡，国民阅读正步入数字时代。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国民阅读”“全民阅读”渐成热门话题，受到政府和社会各方的高度重视：2006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等11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书》；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出现“全民阅读”一词；中共十八大报告中首次对“开展全民阅读活动”进行部署；2014―2021年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连续八次提出“倡导全民阅读”；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将全民阅读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全国已有400多个城市持续开展各种形式的群众性阅读活动；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115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建议由全国人大制定《全民阅读法》、国务院制定《全民阅读条例》；2016年12月27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这是我国首个国家级全民阅读规划；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在上述背景下，本书对于新媒体环境下阅读行为发生了何种嬗变，这种嬗变有何具体过程和表现，阅读行为数字化嬗变有何深层原因与影响，中国社会阅读行为与国民阅读素养存在哪些问题，如何应对国民阅读行为嬗变、如何促进国民阅读素养水平的提升、如何建立良好的社会阅读氛围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规范的研究。**节国内外相关领域研究现状“阅读”作为一个研究主题，在传播学、图书馆学、信息科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均有涉及，但不同学科领域的阅读研究所关注的问题和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存在差异。国外的阅读研究主要集中在图书馆学和信息科学、教育学、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社会文化史等学科领域，学者们从上述学科的视角出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仅就阅读研究的著作而言，影响较大的代表作有：《阅读研究指南》、《阅读史》、《阅读的历史》、《如何阅读一本书》、《读写研究方法：阅读研究指南中的方法论》、《阅读中心理表征的建构》、《开始阅读：关乎出版的思辨、认知》、《普鲁斯特与乌贼：阅读如何改变我们的思维》、《脑的阅读》、《阅读的力量：从苏格拉底到推特》等。国外有一些专门研究阅读问题的期刊，其中一些刊物为SSCI期刊，如美国的《阅读研究季刊》，英国的《阅读研究杂志》、《阅读障碍》，荷兰的《读与写》。这些期刊成为阅读研究成果的重要发表阵地。当前已有一批国外学者的注意力转向新媒体阅读、数字阅读、网络阅读研究。总体而言，国外的阅读研究人士较为注重从社会学、心理学、图书馆学与信息科学、传播学、教育学等学科领域交叉融合的层面揭示阅读行为规律与内在机理，其研究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在研究方法层面，国外的不少阅读研究者注重定量分析、实证研究，更多地考虑研究的技术性、实用性，较为重视数据、图表等资料。中国学术界关注阅读问题已有一定时日。迄今为止，中国内地地区的学者在阅读研究领域先后出版的代表性著作有：《阅读学概论》（高瑞卿著，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读书大辞典》（王余光、徐雁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阅读策略与技巧》（王增奎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阅读心理学》（张必隐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阅读学新论》（曾祥芹著，语文出版社1999年版）、《阅读改变人生》（曾祥芹主编，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阅读文化史论》（王余光等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30年中国人的阅读心灵史》（张维特主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8年版）、《网络文献阅读研究》（刘元荣、王凤英编著，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互联网时代的阅读产业》（蒋多、杨?著，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中国阅读通史》（王余光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阅读社会学：基于全民阅读的研究》（黄晓新等著，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全媒体语境下老龄社会的阅读服务保障整合研究》（邓香莲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主编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中国阅读：全民阅读蓝皮书》系列研究报告等；中国港台地区的学者出版了《阅读研究引论》（王龙著，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版）、《阅读社会学》（周庆华著，台湾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等专著。这些著作从多种研究视角切入，体现了全方位的研究特点，将阅读研究开拓为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本书作者于2021年2月16日利用中国知网（CNKI）进行检索，剔除和研究主题不相关的文献（如单纯事实消息、书评等）之后，得出题名中含有“全民阅读”“国民阅读”“大众阅读”“社会阅读”“公众阅读”“数字阅读”“数字化阅读”“网络阅读”“互联网阅读”“手机阅读”“移动阅读”的文献6 223篇（其中，“全民阅读”2 488篇，“国民阅读”316篇，“大众阅读”181篇，“社会阅读”181篇，“公众阅读”38篇，“新媒体阅读”392篇，“数字阅读”800篇，“移动阅读”584篇，“网络阅读”517篇，“手机阅读”502篇，“数字化阅读”212篇，“互联网阅读”12篇）。上述数据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阅读研究成果的基本状况。2021年2月16日，作者利用Web of Science数据库搜索了关于新媒体阅读的外文文献，使用“new media reading”“digitalreading”“online reading”等为主题关键词进行检索，剔除和主题不相关的文献后，得到634篇有关文献。这些国内外研究文献大致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了新媒体阅读的相关议题。一、新媒体阅读的影响、问题与对策的研究近年来移动互联网异军突起，成为大众阅读、娱乐的主要手段。柴阳丽通过问卷和访谈对高校学生新媒体阅读现状进行调查，发现移动阅读已成为大学生新媒体阅读的首选方式。王小全、王恒明、顾乐希等指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移动阅读的日益普及和数字出版产业的加速发展，新媒体读者群的数量还将持续增加。孟丽娟在研究中认为新媒体阅读呈现出低龄化的趋势。孙永森认为移动阅读导致了“低头族”的出现，割裂了人们之间的正常交流，也存在安全隐患。一些研究者认为，新媒体阅读缺乏一定的权威性，还存在版权争议。石继华、李绮通过问卷对扬州高校学生的新媒体阅读现状进行了调查，发现大学生新媒体接触率高，但是对新媒体认知不足，新媒体阅读素养欠缺。茆意宏认为阅读的深浅不取决于阅读的载体，而是取决于读者的感悟与思考。孙永森也不认同“碎片化的阅读时间会导致浅阅读”这一观点，认为阅读的深浅更多取决于阅读者自身的选择与偏好，新媒体为阅读带来多元化，不仅融合了文、图、影、音等新媒体元素，也可以通过分析阅读者偏好和个人订阅来满足不同人群多维度的需求。达尼?苏宁（DanySünnen）在分析新闻阅读的新模式的基础上认为，新闻客户端应满足独立性、易用性和社交性三个要求。柴阳丽针对新媒体阅读平台提出一系列建议。傅小燕等对重庆市青少年阅读状况开展问卷调查，发现新媒体帮助青少年获得更丰富的信息，促进了交流，但也导致“浅阅读”、娱乐化倾向，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思维方式，引发青少年的阅读危机。王佑镁在比较了国内外新媒体阅读的发展现状与推广策略之后，提出在全民阅读视阈下推广新媒体阅读的政策研究框架。二、新媒体阅读与传统媒体阅读的比较分析在国内外的新媒体阅读研究领域，对新媒体阅读与传统媒体阅读的特征、行为模式、优劣势进行比较分析是一个研究重点。孟丽娟总结了新媒体的多方面特征，具体包括消解性、交互性、即时性、海量性、共享性、多媒体、超文本、个性化与社群化。佩奇?布朗?贾罗（Paige Brown Jarreau）和兰斯?波特（Lance Porter）通过调查2 955名阅读科学博客的读者，发现他们阅读科学博客的主要原因有追求社交性和娱乐性，获取有用信息。杰克?巴特塞尔（Jake Batsell）通过调查分析千禧年代的学生对iPad中的新闻客户端的评价，发现新媒体在*大程度上满足了交互性。孙永森认为，与传统阅读方式相比，新媒体阅读具有体积小、容量大、易于检索、成本低廉等特点，方便快捷的新媒体阅读让人们更加乐于尝试这种新型阅读模式。三、新媒体阅读推广与公共阅读服务的研究图书馆等机构是公共文化服务和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媒体阅读的生态建设、阅读推广和公共阅读服务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批研究者围绕新媒体阅读推广和公共阅读服务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新媒体阅读给图书馆带来深刻的影响，邢巨涛认为新媒体阅读的出现解决了传统图书馆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改变了传统图书馆用户借阅和参考咨询的服务方式，提高了图书馆的管理效率，新媒体阅读的出现对于传统图书馆而言，起到了促进作用。崔晓耘分析了高校图书馆提供的新媒体阅读服务，其中包括可订阅的RSS服务和供用户线上学习的播客。在新媒体阅读的推广方面，余子佳认为图书馆应从制度入手，建立专门的阅读推广机构；创新服务方式，利用新媒体开展多渠道阅读推广和服务；打造网络化的交流平台，开展互动性阅读推广服务；创办主题阅读栏目，引导大学生精深阅读；建设数字化图书馆；彰显本校特色，打造品牌项目。石继华、李绮在调查分析了高校学生新媒体阅读现状之后，指出高校图书馆要构建多层次阅读推广机制，打造多方位全媒体阅读推广模式，加强数字资源建设，加强新媒体阅读指导。四、国民阅读素养的现状与提升策略的研究当下技术环境的迅速更迭，影响着人们的阅读条件，使得国民阅读行为发生了一定的嬗变，考察国民阅读素养的现状需在新媒体环境之中进行。李新祥将阅读素养划分为阅读目的、阅读兴趣、阅读能力、阅读耐心、阅读难度、阅读范围和阅读量，并对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阅读素养的变化进行考察，发现在国民阅读目的中，思想需求和审美需求没有随着数字化进程减弱，反而有提升的趋向。当然，消遣需求与刺激需求也得到提升。读者的阅读耐心减弱是数字时代我国国民阅读行为嬗变表现出的一个重要特点，而阅读能力、阅读目的、阅读积极性、阅读范围、阅读量等指标总体上呈现出积极的变化。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的历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纵向显示了整体上国民阅读素养呈现提高之势，但目前国民阅读素养仍需进一步提升，且国民阅读行为仍存在一些问题：其一，我国国民整体阅读量尚待继续提升。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的第18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7本，高于2019年的4.65本；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3.29本，高于2019年的2.84本；纸质报纸的人均阅读量为15.36期（份），低于2019年的16.33期（份）；纸质期刊的人均阅读量为1.94期（份），低于2019年的2.33期（份）；我国成年国民中，有11.6%的国民年均阅读10本及以上纸质图书，较2019年的11.1%增长了0.5个百分点；有8.5%的成年国民年均阅读10本及以上电子书，较2019年的7.6%增长了0.9个百分点。.综合比较美国、日本、韩国和西欧发达国家的阅读数据，中国人均阅读量仍有差距，这与我国人口众多、全民阅读基础相对薄弱等因素有关。其二，城乡阅读差距明显。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居民不同介质阅读率和阅读量远远高于农村居民，城乡差异明显。通过对我国城乡成年居民图书阅读量的考察发现，2020年，我国城镇居民的纸质图书阅读量为5.54本，较2019年的5.48本多0.06本；农村居民的纸质图书阅读量为3.75本，高于2019年的3.73本。.目前缩小城乡阅读差距、促进文化资源公平分配成为需深入、持续开展的工作。其三，娱乐性与浅薄化取向明显。一些研究者指出，数字化时代所造成的阅读倾向包括“浅阅读”“泛阅读”“图像阅读”等。陈晓阳对后图书时代及其文化特征作了解读。在后图书时代书的存在形式日趋多样化，图书内容被“误读、戏仿和颠覆，功能呈现出“超阅读”的多元化趋势，阅读方式也表现为误读、浅阅读、碎片化阅读、互动阅读、视觉阅读等多种样态。.蓝亭认为“浅阅读”是一种浅层次的、简单轻松的、以获取信息为主的阅读形式。阎海东认为，近三十年来，我国社会阅读发生了一种转型：阅读内容从崇尚经典的传统阅读转向大众俗文化阅读，阅读形式从经典的书籍阅读转向视觉媒体、网络等多元的“泛阅读”。上述阅读倾向导致了我国国民阅读存在一些不良状况：娱乐性、浅薄化倾向明显，深度经典阅读缺失。王钱国忠提出，国民在阅读的内容、趣味、方式、载体等方面也随之发生新变化，概括而言，呈现了“三化”（网络化、通俗化、图片化）及“二性”（娱乐性、刺激性）的特点。赵林总结了国民在阅读方面存在四个误区，包括过分沉溺于感性化和平面化的知识获取方式、过分流连于细枝末节、过分地沉迷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品玩之中、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等。针对如何提高国民阅读素养，目前已经有部分学者进行了梳理，就个体、家庭、政府、书店、社会组织等各个层面提出对策。提升国民阅读素养，需要多方合力完善体系：在政府将全民阅读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并通过立法予以确认的核心推动下，图书馆、出版机构、学校、家庭、社区、民间组织、社会组织围绕“推广全民阅读”的核心使命，深度介入、通力合作、良性互动，共同构建运转高效、绩效显著的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李新祥指出，国民个体应当更新阅读观念，设定阅读目标，提升阅读素养，养成阅读习惯，尤其注意的是要提升数字时代的阅读技能，掌握数字技术操作方法。在家庭层面上，应当注意塑造阅读的硬环境和软环境，家庭阅读环境首先是硬环境，包括阅读空间的设置、阅读媒介的布局、图书的收藏和陈列、图书的种类和数量、阅读的硬件设备等。阅读空间是*为重要的硬环境。家庭阅读环境的优化更重要的是软环境的优化，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包括家长阅读习惯、阅读时间的保证、家长与子女的互动、适合孩子的阅读方法等。要尽力避免孩子沉溺于数字媒介而不能自拔，避免数字媒介成为孩子们的保姆，训练孩子正确地使用数字媒介。不少国家政府提升国民阅读素养的做法包括：一是政府领导人善于作出表率，引导社会阅读。二是在财政上予以资助。发达国家和地区平均万人口的小区或每公里半径就有一座图书馆，就是有力的证明。三是引导社会各界采取措施推广阅读活动。四是加大立法、政策支持。政府需要在立法的层面上促进国民阅读素养的提升，蔡箐总结了国外阅读立法的特点：重视未成年人阅读，将全民阅读上升为国家战略，通过立法整合各界力量，共同促进阅读活动发展，立法保障图书馆等公共文化设施资源的建设，制定规划、计划与立法相结合，切实保障政策的落地实施，对特殊群体的阅读权益予以立法保障。国外的这些经验做法给我国的阅读立法提供了较多的借鉴空间。不同阶段的教育组织都应当发挥其在提升国民阅读素养中的作用，基础教育组织和高等教育组织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基础教育组织在提升国民阅读素养时可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建设专业的阅读指导教师队伍；二是分级阅读：什么年龄段的孩子读什么书；三是探索并培养学生正确的数字阅读习惯；四是掌握知识和技能不是阅读教育的落脚点，阅读教育的目标不只是掌握知识，改革教育体制尤其是改革中小学教育体制，逐步摆脱应试教育的束缚，是改善国民阅读状况的重要基础。高等教育组织自身应成为国民阅读的示范中心，高校教师应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高校学生可成为阅读活动的志愿者，高等院校的图书馆可以尝试向社会开放，大学出版社、期刊社为社会提供高质量出版物，为社会培养专业的阅读指导人才，改善大学生阅读结构等等。在媒体融合的时代，作为阅读内容承载平台的媒体，正在经历多种形态的变革、融合。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公布的第18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有三成以上（31.6%）的成年国民有听书习惯，较2019年的平均水平（30.3%）提高了1.3个百分点。对我国成年国民听书介质的考察发现，选择“移动有声APP平台”听书的国民比例较高，为17.5%；有10.8%的人选择通过“微信公众号或小程序”听书；有10.4%的人选择通过“智能音箱”听书；分别有8.8%和5.5%的人选择通过“广播”和“有声阅读器或语音读书机”听书。可见，近年随着有声阅读市场的蓬勃发展，我国国民听书率不断增长，有声阅读规模持续扩大，国民的阅读介质正在日趋多元化。有声书使得实施阅读行为的场所更加多元化。无论是在驾车、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过程中，还是在做家务时、在运动中或睡眠前，读者都可以收听有声书。有声书充分占据了读者的碎片化时间，让读者在零散的时间里通过听书的方式完成阅读，既利用了时间，又获取了知识。相较传统出版而言，有声书的适用场景更广泛，传播效果更强大。同时，有声书保障了盲人、幼儿等群体的阅读权利，这些群体由于自身缺乏文本阅读能力，往往存在阅读的需要而无法完成阅读行为。听书的形式给盲人、幼儿、文盲等原本难以进行文本阅读的读者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此外，随着社会老龄化问题的加剧，老年人身心健康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老年人视力下降加大了其阅读难度，有声书为其提供了一个新的阅读渠道，使阅读更加便捷，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读者对象。因此，有声书将成为媒介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将为提升国民阅读素养贡献重要力量。公共图书馆作为国民阅读书籍的重要空间和参与阅读活动的场所，在提升国民阅读素养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活动为主要特征的阅读推广成为国内外公共图书馆服务创新的重要方式，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公共图书馆发展*为迅速的服务项目。公共图书馆界对阅读推广活动的开展与完善可从以下方面入手：**是增强战略认识，公共图书馆管理者应更加自觉地管理阅读推广，加强阅读推广的顶层设计，根据不同目标群体的不同需求，对活动策划、资源分配、推广实施等进行统筹规划；第二是重视落后地区，努力缩小地区差异；第三是科学评估活动效能，重视互动性、体验性和读者忠诚度；第四是重视未成年人活动的趣味性，注重分级阅读和早期阅读推广；第五是加大特殊群体服务力度，重视外来人口、阅读困难群体的阅读权利保障；第六是维持与社会力量的长期合作。我国图书馆界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事业已取得一定成效，合作对象类型丰富，如深圳图书馆超过半数的活动都引入了社会资源。公共图书馆与社会力量的合作尚处于探索、发展阶段，构建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是未来公共图书馆在增进与社会力量合作时应重点努力的方向。公共图书馆在阅读推广活动中，应对合作力量进行合理选择和评估，适当加强与学校、科技馆、博物馆或公益性组织的合作，在与社会力量合作过程中应谨防商业利益驱导的风险。新媒体环境下的实体书店行业，也为国民阅读素养的提升作出重要的贡献，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实体书店构建多元文化平台，丰富全民阅读生活。当下以图书为主角，与咖啡、服饰、文化产品等多种协同性高、收益较好的业态交融、互补，打造复合型的城市文化消费空间，成为实体书店创新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在开展多元业务、实现跨界创新的同时，实体书店应重视各类阅读文化活动的融入，强化实体书店文化“场景”与“体验”两大功能。第二是搭建沟通桥梁，满足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实体书店行业应抓住转型契机，建立与上游产业及相关产业的合作共赢关系，主动搭建沟通桥梁，实现读者与出版者的有效信息互通。实体书店举办编辑、作者见面会，组织交流活动，建立多方交流平台，有利于出版者深度了解大众的多元化需求，精准提供产品服务。此类沟通交流活动可由出版社、编辑、作者或书店策划，活动形式与规模大小可依据主题灵活多变，活动内容应确保新颖、有吸引力，从而提高公众参与热情和阅读兴趣，增进他们对出版业的了解和对知识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