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人文与社会译丛:保守主义知识社会学论稿

**部分　一般问题 1.问题的提出 我们希望在一开始就阐明*本质的问题：我们下面将要进行的研究是要表明，思想与存在在一定的历史领域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谈论的不是一般的思想与认识，而是确定的生活空间中的确定的思想与认识。本著作具有明确主题，那就是要确立如下事实：１９ 纪的前半期，在德国已经形成了一种可以被称作“早期保守主义”的具有内聚力的思想潮流，这种思想潮流为特定的社会阶层所代表，具有明显不同于其他思想潮流的构造，并可以明确地追溯到其社会学起源。 眼下的专题研究的任务也只限于一定的范围，就是要通过现象学描述和类型学分类说明这种独特的构成，并确立这种思想潮流的物质性的社会学根基。但是为了给正确理解下面的专题研究作好准备，说明一下我们在研究更为一般的问题时的立场是这个导言的分内之事。 2．德国保守主义与历史问题 一切知识社会学和意识形态研究的中心问题都是这样一种关系：思想和认知是其中的一方，存在则是另一方。哲学原理和思想史所研究的，是思想中可以被称作内在性的东西，而不是思想史各自的历史社会学起源。知识社会学却有完全不同的任务，它要追溯收集起来的思想素材所由以产生的历史 社会学格局，在总体进程的基础上理解它们的形成。 　思想和认知可以成为各种各样的科学研究的课题，而且在转向我们这里关心的思想的社会学问题之前，我们至少应该指出哲学所探究的与思想相关的课题、思想史和社会学三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哲学与思想史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始于一个假设，即思想的产物总是可以与它的心理学或社会学起源相分离，因此它们的研究计划也总是从内在实体的水平出发，独立于它们的起源。当哲学原理研究这些独立的内在实体的结构和内容以获得它们的根据和有效性时，思想史则企图对时间发展的交互关系进行历史的重建，但是又独立于具体事件的后果。（例如，一组思想从另一组思想中的逐步展开，或者它们的一同出现。）虽然就一般而言这两门学科彼此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它们都没有考虑到总体的社会 历史进程。这个进程作为单个的理论构建的历史发祥地隐藏在它们的后面。 但正是这种被哲学和思想史忽视了的思想以及思想的形式从总体社会 历史进程中的起源，被知识社会学纳入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因为社会学家在研究思想的背景时的兴趣焦点与哲学家和思想史家的兴趣焦点是如此地迥然不同，所以对诸如一个认识如何*终与另一个认识相联系这一类的纯粹哲学问题，我们在此不必费心。在这一点上只需说明，人们赋予发生学论断的体系意义一般来说取决于人们据以接近这个悖论的特殊哲学观。这后一个结论，即使在牵涉到社会 发生学认识的哲学意义时也可能被证明是完全消极的，对目前的研究也可以看成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即使*为彻底的体系哲学的态度都不能将关于理智实体的社会起源问题当作一个纯粹的经验问题而否认其合法性。目前的研究工作精力全都集中在这种事实问题（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ａｃｔ）上。 思想与认知的哲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之间的第二个本质区别是，哲学倾向于将自己建立在一种无时间性的、永不变化的理性之上，或者至少假设理性（特别是范畴）的形式属性不可改变。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专门的经验科学，不允许接受这么一个假设而自束手脚。对它来说，这些问题是纯粹的经验问题。如果经验的探究表明思想的形式随着历史和社会的进程在发生变化，知识社会学就会简单地认为这是一个经验科学的发现。尽管哲学的假设在原则上并不会因此而损害经验的专门科学的研究，情况仍然是这样的，那就是：关于理性形式规定性的同一性和无时间性的哲学学科，并不会阻碍关于思想形式发展的历史和社会学研究。在关于无时间性的理性的哲学王国里，对这类问题很反感，这种反感使它不可能提出思想形式在总体社会进程中的植根性问题。 但是，因为这种障碍在意识和无意识之中的作用，我们迄今一直未能深入研究一个特别有趣的问题，即历史和政治思想方式的性质。在这个领域，*清楚不过的是，知识的客体既是由日常经验构成的，也是由带着随历史变化并因社会不同而不同的范畴机制的政治文化科学构成的，而且，它们提出的问题和关注的客体都与它们所由以产生的特殊历史与社会背景密不可分。 自从李凯尔特在哲学和方法论层面上确立自然科学和历史文化科学的区别以来，有许多人努力从不同的侧面去巩固和加深这种区别。但是，这种区别并不只是在方法论研究和科学理论体系的层面上才显得重要，它还是一种新的思想史研究的出发点。历史研究和体系研究几乎是同时上的路。 像在哲学研究中那样，问题不仅仅是作为科学的历史是如何可能的、现代历史学是如何产生的，而且还有我们在多长时间里拥有（或者，至少将其视作一个问题）“自然”和“历史”的对立。 这种更为一般的关怀将我们带回到了我们的特殊问题上来。因为我们很想却无法弄清自然和历史之间区分的由来，而这对当前的思想状况有很大影响。在历史考察中，我们被引到了这么一个时刻，在这里对立的东西**次得到了激进的表述和彰显，即回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中。在寻找这种对立的开端时，姑且不论维柯和赫尔德，有人回到了法国传统主义，而另一些人回到了伯克，然后又回到了德国浪漫主义、历史学派，不一而足——简而言之，回到了构成我们当前研究主题的历史人物与格局。 起初，我们的研究也只是集中在思想史方面。但是，我们并不满足于对自然与历史对立的内在理智起源作细密的考察，而是自问：这种对立是从什么样的社会学总格局中产生的，又是什么样的社会力量在加剧这种对立及其逐步展开？这时它便显示出了我们的研究作为思想社会学的明显特征。为什么这种研究途径恰巧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出现？或者至少，这种对立为什么在那个特殊的时刻获得了自己的现代特征？还有，我们通常称之为“历史主义”的那种形式为什么恰恰在德国出现？ 一旦确立了这种方式，类似的追问就将起初的思想史问题变成了思想社会学问题。随着对上述问题强调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其意义方面的相应变化。自然与历史之间的对立，将自己展示为更为激进的对立的前哨，这种对立根植于两种根本不同的世界观间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思想方式。 当我们停止在思想的纯粹内在问题序列中考量思想史和世界观所出现的这种区别时；当我们追问这个问题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情势下产生的，从而将视野扩展到思想社会学的方向时；尤其是，当我们在可能和适当的范围内，在各种活跃的社会力量之间的竞争的基础上，开始理解思想风格和世界观中的区别时；整个研究就不可避免地会呈现出另一种模样。 这种研究不再关心自然与历史之间的对立，因为这种对立可能在知识问题的历史中产生。我们的研究关注的是那种由各种社会力量所致的两种世界观和思想方式之间的矛盾：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形成于 １９ 世纪初，与对法国大革命的具体的政治和哲学反思直接相关。 如果社会学的**步是要将社会与政治的分裂确立为精神潮流中可观测的区别的源泉，那么下一步任务则是联系社会的一般进程来考察这种差异随后的命运并综合两种思想风格。如果社会与政治格局在两种思想模式*初的分裂中所起的基本作用是很清楚的，那么至少有一点是可能的，即社会学将同样继续在实现它们的综合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但是这种假设只不过是一种可能，因为一方面，一种确定的社会学状况是否仅仅在新的意识形态因素——这些意识形态因素一旦产生就会根据其内在逻辑完全对立于社会进程往前发展——的滥觞之处才是重要的；另一方面，意识形态的进程是不是在与物质的社会学背景的不断接触中展开的，始终是一个只能通过一个个的事件经验地加以决定的问题。对我们而言，第二种可能更合适。不仅仅是“历史思想”被保守主义的社会因素用来反对“一般化”、“自然法”和“革命”思想，而且，角色的区分也继续在更远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作用（有例外，后面将详细讨论）。这种状况几乎一直持续到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在这个时期，德国的社会和政治机体经历了重要的重建。只是到了这个时刻，精神领域也才呈现出了新的格局，对这种格局进行研究，为知识社会学确立了一项全新的任务。 可以将我们的论点简单地归结为：１９ 世纪上半叶，在德国，相应于当时的社会与政治分化，出现了一种思想风格的分化；而且这种分化继续存在并有各种各样的调整。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对如今盛行于方法论领域的自然科学思想和历史思想之间的区别有一种发展的理解。 我们试图考究其全部复杂性的问题，正是这样出现在原始大纲中的。但是，对这些事项进行细致的考察，需要我们在为研究的目的点明问题和具体进行历史 社会学研究中做出许多区分。只要知识社会学还将自己限制在形式化了的发现里，它就不能研究现实世界中非常复杂的关系之网，“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互动正是通过这张网发生的；而且，只要这种相互联系还局限在先验图式种类里，它的发现就不可能被提升到能够得出权威结论的科学辩论的水平。详尽的研究是必要的，应该一步一步地来实现，这将日益改进和修正论文*初的观点，并使其在形式上越来越复杂。但是，如果我们并不一开始就摆出这种临时的简单化了的形式，那只能是因为，为了避免在具体事实的旋涡中迷失自己，我们应该像坚持研究的主调（ｌｅｔｉｍｏｔｉｆ）一样坚持这样一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