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萨尔王电影画集

格萨尔的传说 中华文明泱泱数千年，是一个丰赡蕴藏的史诗国度。2009年被列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格萨尔》史诗与《玛纳斯》（同被列入该名录）和《江格尔》，并称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而《格萨尔》当之无愧地位列三大史诗之首。 《格萨尔》史诗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藏族人民以“活”形态传承千年的关于英雄格萨尔王神圣事业的宏大叙事，它讲述了格萨尔王从天界下凡岭国，成为黑发藏民之主，为救赎岭国芸芸众生戎马一生，降服四方伏魔、抑强扶弱，完成使命后返回天国的英雄故事。 在藏族历史文献中，“格萨尔”一词通常出现在两种语境中：一种是指历史上一些邦国或部落联盟的国王或首领。如《五部遗教》中的《国王遗教》《莲生大师全传》《西藏王统计》等文献中提到的“北方格萨尔”“霍尔格萨尔”“突厥格萨尔”等。另一种是《灵犀宝卷》《安多正教史》等文献里记载的“岭格萨尔”或“格萨尔”。这是史诗中的主人公格萨尔。“岭”表示地域疆界，在史诗中既是国名，又是格萨尔名号中的姓。其实格萨尔本人的真姓是穆波董氏，为古代藏族四大种姓之一。由此，格萨尔王并不是一个纯粹虚构的历史人物，他于公元11世纪出生在四川省德格县境内，后由于他功名卓著，被称为“雄狮大王格萨尔”（1038-1119年）格萨尔生活在青藏高原三江源地区一个叫“岭国”的部落，这个部族在唐朝时就已经显赫，在明朝多次受中央王朝册封。岭国境内有上中下三个万户府，格萨尔就出生在其中之一的上部万户府家中，其父林·萨冬僧伦是上部万户府的万户长。格萨尔是僧伦的次子，乳名觉如。成书于14世纪的《朗氏家族史》中有关于格萨尔的记载。格萨尔因归宗于密宗瑜伽师降曲折桂门下，先后两次邀请降曲折桂到岭国来降服鬼怪厉神。根据格萨尔学者的研究推断，生活于11-12世纪的格萨尔，在其去世后的100多年里，就是到13世纪上半叶，对他的回忆和记述一直处于历史叙事的方式。到13世纪下半叶以后，随着关于格萨尔的鲜活历史记忆的逐渐退却，人们亲身经历和据他人转述的历史不断被传奇化重构，开始出现了区别于历史叙事的传说性（神话性）叙事，这就标志着格萨尔开始由历史人物向神话人物演进。即历史的神话化的开始。而记述格萨尔的文本，经由一代一代部落成员的口头的演述传播，进行故事化的加工，成为神话性文本。这是《格萨尔》史诗由原始叙事不断向宏大叙事演进的重要环节。 我们今天听到读到的《格萨尔》史诗，是一部历史悠久、结构宏伟、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气势磅礴、流传甚广的英雄史诗。这部史诗的完整体系，由英雄下凡、降服妖魔、安定三界三部分组成。据上世纪80年代专家学者推算，有170多部诗部，100多万诗行，2000多万字。而根据到21世纪前20年的收集、整理和出版，以及失散的文本、未被记录的说唱本，加上流落在海外的藏本，诗部总数应在600部，推算诗行2000多万行，推算字数2亿多字。这是目前世界上的篇幅和规模*大的史诗。其**部分是开篇，主要有《天岭卜筮》《英雄诞生》《赛马称王》等，讲述格萨尔为何降生、如何降生、在何处投胎，以及如何登位、如何占领玛城等故事。第二部分是主干篇，讲述格萨尔王征战、降魔的故事，这部分内容*丰富，篇幅也*宏大。其中*著名的是四大降魔史：《北方降魔》《霍岭大战》《保卫盐海》《门岭大战》。除此之外还有十八大宗、十八中宗、十八或六十四小宗。宗是《格萨尔》史诗基本的叙事单元，用来叙述和切分史诗故事。宗的概念*早出现在13世纪，源于藏语的“城堡”，这是偏远的藏族地区建立政权的基地，也是其扩张势力的据点。征服一个“宗”就意味着获得对一个小政权的统治权。在史诗中，格萨尔征服的“宗”多达好几十个（另一说为一百五十多个）。第三部分是结尾篇，讲述格萨尔功成名就后，让位给他的侄子，自己带着母亲、王妃等人返回天界的故事，主要有《安置三界》等。 《格萨尔》史诗展现了藏民族文化的全部基本内核，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美学价值和欣赏价值。从生成到基本定型再到不断演进，融合了神话、传说、诗歌、谚语等，体现了藏民族的精神世界的*高智慧。自古以来，青藏高原三江源地区流传着丰富的多姿多彩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歌谣谚语，诸如国王故事、动物故事、童话故事、鬼神故事和悲歌、山歌、对歌、情歌、迷歌等。其大部分是以散文和诗的形式相结合，以说唱结合、边唱边讲的方式长期流传，这些就是《格萨尔》史诗的雏形。随着藏族历史的演变，赞普政权的日趋瓦解，宗教矛盾日益激化，部落战争日渐频繁，百姓们渴望安定的生活，希望有一位横空出世的英雄来平定乱世。民间分散流传的史诗段子逐渐汇集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体系。一方面文人把说唱记录整理成文本，另一方面艺人采用文本说唱史诗的方式传播“格萨尔”故事，史诗的传播面得到了扩大。进入17世纪以后，随着藏族地区涌现出许多杰出的说唱艺人，他们成为史诗的创作者、演述者、传承者。 虽然“活形态”是《格萨尔》为代表的世界上少数史诗独有的传承特点，但文本依然是史诗能够不断传承的重要的物化形态。从19世纪到20世纪50年代，西藏、四川、青海等地涌现出诸多杰出的格萨尔说唱艺人，但是由于史诗说唱的民间性和口头性，使大多数说唱没有得到记录和整理成文本的机缘。这种状态到20世纪50年代后发生了变化，史诗的文本经过几十年持续不断的书面化记录、整理和陆续出版，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规模。 《格萨尔》史诗分为主体文本，即史诗故事本体，和非主体文本，即与史诗相关的“亚文本”，如颂、祝词、仪式等。史诗的主体文本又分为分章本和分部本。将格萨尔一生事迹分成若干章浓缩在一部诗里的叫分章本。将关于格萨尔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或情节完整独立的故事文本，或者是分章本故事做进一步细化或扩充。在海量的史诗文本中，分部本文本占大多数。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主要来源于宗教的与史诗相关联的文本。例如一些宁玛巴、噶举巴撰著的“格萨尔王传”“岭三十大将颂”“格萨尔祈福偈”“格萨尔马鞭颂”“七勇士颂”等。史诗的语言以韵为主，韵散结合，具有浓郁的诗与歌的韵味，充分彰显了藏族本土化诗歌的语言艺术风格。藏族本土诗歌起源于古老的民间祭祀、民歌民谣等，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同样经历了由口头向书面转换。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藏族的诗歌传统演进为具有诗学理论支撑的文言书面诗和民间相传的口头本土诗两大流派。《格萨尔》史诗集藏族民间诗歌之大成，语言精炼生动、丰富多彩，游动着丰富的谚语、比喻、象征、诙谐、幽默、嘲弄、夸张、排比。同时，语言韵律独特，朴实流畅，具有极美的歌唱性。 二 、《格萨尔》史诗的传承 《格萨尔》史诗自形成以来，以其自身的开放性和未完成性等“活态”化特点，历经千年传承，并随文明的演进和时代的发展，传承形式呈现为多样性和多向性。但就史诗的本源性而言，代表《格萨尔》史诗记忆载体的演述人及其文本，无疑是*重要和*根本的。 演述，即诵歌吟唱（包括舞蹈），以及通过诵歌吟唱形成并不断丰富的文本，是《格萨尔》史诗传承之“本”；演述人，藏语谓之“仲堪”，则是*重要的传承人，也是传承之“活态”性*根本的体现者。研究《格萨尔》史诗的学者们，根据对《格萨尔》史诗传承方式的比较、分析和归类，将传承者划分七种类型。 1、神授艺人，藏语称“巴仲”。藏语叙事传统中的“仲”指包括神话、传说、幻象故事和生活故事等，在论述和研究《格萨尔》的语境中专指《格萨尔》史诗。“巴”的意思是“降”“落”“下”。复合词“巴仲”意为“降下的史诗”。这类艺人自称其史诗知识来自神授，而不是后天习得。尽管这类艺人获得神授的经历各不相同，但具有共同的特点——出自史诗传统底蕴深厚的地区；幼年或睡梦中获得史诗知识；识字率低，但腹藏几 十部甚至上百部诗部，能根据现场观众和语境的差异，选择恰当的诗部演述；演述前举行降神仪式。 2、圆光艺人，藏语称“扎仲”。“扎”意指占卜法器，在藏族历史的各个时期各有所指。这类艺人凭借演述媒介，主要是铜镜进行演述。条件有限时，一张白纸、一杯净水，甚至是指甲盖，都可以成为艺人获取史诗信息的媒介。圆光艺人大多识文断字，能将自己从铜镜、白纸、净水等媒介中看到的诗行记录下来。 3、闻知艺人，藏语称“托仲”。藏语中“托”意为“听”“闻”。这类艺人博闻强记，谙熟史诗传统，能完整地记忆、演述多部诗部。每当藏历节日和重要人生礼仪期间，延请闻知艺人演述史诗是一项重要的活动。因为他们熟稔史诗叙事传统，而且掌握丰富的曲调库。但他们通常只能将史诗中*为人喜爱、演述次数*多的诗部完整叙述。 4、吟诵诗人，藏语称“旦仲”。“旦”在藏语中义为“诵读”“念诵”。这类艺人的藏语水平较高，声音条件较好，曲调库丰富，谙熟史诗传统以及不同曲调与人物角色的关系。这类艺人演述时必须“据书而诵”“照本宣科”，因此与《格萨尔》抄/刻本关系*密切。他们一般都有自己的抄/刻本收藏，每次获邀演述，会带上自己珍藏的部本，或是邀请方指定的部本，据本诵读。在演述中，他们会根据人物和情景，采用适当的曲调。 5、掘藏艺人，藏语称“德仲”。“德”是“宝库”“储存所”的意思。藏传佛教把从神山岩洞中挖掘出的经典称为“伏藏”，把挖出“伏藏”的人称为“掘藏师”。借助“掘藏”弘扬格萨尔史诗的艺人被称为“掘藏艺人”，而掘藏艺人获得的史诗被称为“伏藏史诗”。这类艺人分“物藏类掘藏艺人”——在“神”的指引下，发现埋藏史诗抄本的地点，然后挖掘出尘封的史诗部本；和“意藏类掘藏艺人”——经过“神”的启示，将深层意识中的史诗信息引入到浅层意识，再将脑中的见闻演述或书写下来。由此，按传承形式的不同，伏藏史诗又分为“物藏史诗”和“意藏史诗”。掘藏艺人通常既是掘藏者，又是史诗传承人。物藏类掘藏艺人是根据所获得的史诗抄本来演述；意藏类掘藏艺人则是通过“观想”，挖掘出意识深层的史诗信息，并将其书写下来，据书而诵。 6、智态化艺人，藏语称“达囊仲”。“达囊”是藏传佛教伏藏传统中的概念。“智态化伏藏”是一种叙事类型。创作史诗的“智态化”文本的艺人，认为自己是已经证悟佛性，彻悟事物本质的大德，宣称自己的文本源自他们对现象世界本质的认识，和对史诗故事的思想与精神有超乎常人的理解。他们在史诗的创作过程中，将自己内在心灵的激情穿梭于虚实、空灵和古今时空之间，用类似于符号学、现象学的原理和方法创编叙事主题和提炼情节。 7、顿悟艺人，藏语称“朵巴酿夏”。“朵巴”意为认识、证悟等，“酿夏”意为“觉悟”“觉得”。这类艺人传承与演述史诗的方式的特点为：诗部为顿悟，或灵感乍现后的开悟所得；能演述的诗部数量有限；只在顿悟或灵感乍现开悟时演述，过后便不再演述。 《格萨尔》史诗的“活态”性体现是全方位的，从故事情节到语言、音乐等，而且与演述的时间、情景、场境和演述人的文化底蕴、精神状态、心理状态等都息息相关。这就是《格萨尔》史诗的根本魅力所在。在藏族文化的传承，既有跨语种、跨民族的横向跨越，又有跨时间的纵向跨越。文化学者称之为“双跨性”。从《格萨尔》史诗的口传性来考察，格萨尔故事与其他故事存在着“交互指涉”，即相互印证的关系，同一故事原型可能会出现在不同的故事中。比如，英雄格萨尔的降生，基本的故事结构是：降生的预言—降生的特殊方式—降生后的种种神迹，但不同的版本差异很大。在具体的说唱过程中，艺人也会从各种预言的故事中获取灵感，使自己的演述更生动、更精彩。史诗历经千年的代代相传和口口相传，必然带有跨时代的语境特征。书面语言可以保留各个时代的语言特征。口头传统虽然很难追溯过去某个时代的印记的全貌，但一定是当下时代特征的记录。不管口语发生多大变化，演述者使用的语言总是时下广大受众能听懂、易接受的语言。这种特征也告诉当下的我们，《格萨尔》史诗的演述与传承，其表达方式完全是和时代紧密相关的。就是说，除了传统的方式，艺人与抄本、印刷本、藏戏、绘画等之外，当今时代所具有的小说、动画、电影、流行音乐、游戏、景区陈设等方式，都可以参与到《格萨尔》故事的讲述中来，与当下时代相关的语境结合起来，创作出表现形式更为多样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