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超越:教育政策分析的前沿问题(当代中国教育学人文库)

20世纪的100年以及21世纪的前20年，是人类社会历史上全方位急剧变革的100多年。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建立了以雅尔塔体系与联合国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政治格局。经历了两次工业革命，即以电气化为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与以信息化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并以技术进步为基础实现了二战后70多年的经济发展，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贸易一体化快速布局，全球产业链日渐完善。经历了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两种社会思潮指导下的社会、经济变革，反复进行着社会公平、效率与自由之间的碰撞与博弈。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技术进步以及人口的快速增长，产生对教育的巨大需求，人类社会历史上的教育从来没有像过去100多年中那样得到快速发展与巨大变革。伴随其中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经济迅速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外向型经济模式形成，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目前，中国拥有世界上*完整的产业链，是世界工厂和制造业大国，但快速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公平正义受到严峻挑战，信仰建设、价值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等等。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教育改革发展取得巨大进展，总体上已进入中上国家教育发展水平行列。但也存在若干重大结构性问题，如教育公平问题、教育规模快速扩张之后的质量问题、创新人才培养的问题、为谁培养人的问题、数字鸿沟问题以及资本进入教育领域带来的挑战等等。从教育体系的角度看，就是改革开放40多年建立起来的一个比较有效的服务于制造业大国的教育体系难以适应新时代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与新发展格局的需要。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与教育发展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十分复杂，但有一个方面是比较清楚的，即与我们的知识体系生产机制和传播机制有关系。在前三次工业革命过程中，中国始终处于落后或者追赶之中。借助蒸汽机革命、电动机革命与计算机革命，西方特别是欧美国家站在了人类知识体系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体系的前沿，这也带动了它们人文社会科学的丰富与发展。西学东渐成为中国知识体系生产机制和传播机制的基本特点。西学东渐主要是指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通常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后，欧洲及美国等地学术思想与知识体系的传入。从改革开放40多年来看，向欧美国家学习也是我国知识体系和传播机制的一大特点。无论从300多年的视野还是从40多年来的角度看，西学东渐也带来了问题。西方特别是欧美国家的知识体系、质量标准、管理与评价制度甚至隐含其中的话语模式、价值观等等对我们的社会与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影响是双刃剑，有很多积极的方面，也有很多消极的方面。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后发国家，学习与模仿是免不了的，但是仅靠学习与模仿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是二战以后以雅尔塔体系与联合国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政治格局受到挑战，世界主要国家或政治集团都在进行价值反省与价值观重建；二是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贸易一体化趋势逐步扭转，开始转向有限全球化与经济贸易区域化发展；三是以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绿色能源、量子科技等众多前沿科技叠加发展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四是全球范围内兴起了对于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反思与清算；五是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加快了上述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形成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以适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挑战。尤其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再跟随、模仿甚至落后，必须跟上甚至领先于其他国家。这就提出了建构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中国特色知识体系的战略任务。历史上中国知识体系如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等曾经有过多次在世界范围传播的经历。单单从中国快速发展这一点来看，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也具有世界意义和独特性；但是我们总结得不够，研究得不够，理论提炼得不够。从文化的意义来看，在理论与文化传统上，我们也有很强的独特性，如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红色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等。特别是我国已经是科技大国，正在向科技强国迈进，在一些前沿科技领域是领先于世界的。这些都为建构中国特色知识体系提供了可能性。在现代社会，所有的社会问题与教育问题都要靠政策来解决。政策科学的诞生，是20世纪人类知识体系发展的*大成果之一。在这个学科领域，无论公共政策还是教育政策学科领域，我们总体上起步较晚，目前来讲仍然是一个学习者、模仿者与追赶者。仅就教育政策学科来说，今天我们的大学里使用的教材内容不少是来自欧美国家的，教授们在课堂上讲授的理论体系、使用的基本概念、列举的著名理论模型、使用的研究方法等还带有明显的舶来品色彩，科研工作者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带有强烈的模仿色彩。作为建构中国特色知识体系努力的一部分，我们需要从现在开始致力于建构中国特色的教育政策理论体系。这件事情成功的一个原始的、朴素的标志就是，中国教育政策研究的学者所提出的概念、理论、模型或者方法被国际学术界认可，成为国际上大学课堂里公开讲授的内容，成为权威教材的组成部分。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实际上就是作者及其学术团队在这个方向上进行的思考与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