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中世纪欧洲史

《牛津中世纪欧洲史·编者前言》 西方文明创生于中世纪欧洲。对置身于现代欧洲和美洲的我们来说，那些习以为常的、已被输出到全世界大部分地区，以至于我们无可摆脱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在中世纪便已被注入我们祖先的心智之中。400年到900年之间，那个黑暗时代的人口迁徙和新制创设引发了崩溃与重生。自1500年以来，我们的文明再也没有经历过任何足以与之相比拟的巨变。因而，我们的文明再也没有出现类似在900年到1500年间成长起来的那样一种簇新的生活方式和心态，那是一种围绕着大教堂和大学、国王宫廷和商业城市发展起来的新文明。 在托马斯·阿奎那的时代，大多数欧洲人今天所生活的城镇和乡村就已经存在了，这些地方大多位于13世纪建设的教堂附近。这些城镇和乡村的存在，尽管只是历史演进的一种简单的外在标志，却显示了历史在更深层面上的延续。欧洲近代民族国家是由法兰西的腓力二世和英格兰的约翰这些国王建立的君主国家所衍变而来的，民主的政府形式是以代表制度和同意原则为基础的，起源于13世纪的等级会议。人民主权的观念蕞早出现在14世纪学者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的著述里，他了解当时意大利公社的情况。我们经营商业和银行的方法则来自佛罗伦萨的佩鲁齐家族和美第奇家族。现代的学生所获得的学位在中世纪的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就已经存在了，他们所学习的课程也是由中世纪大学的学科发展而来的。我们的历史著作和小说直接由莱奥纳尔多·布鲁尼和乔瓦尼·薄迦丘的作品发展而来。困扰我们的、在自然界的物质世界与宗教和道德的精神世界之间的界限，源自阿奎那的二元论。在他生活的13世纪，教宗与大学同国王与议会对抗，而经院神学家则在努力调和亚里士多德与《圣经》这两种权威。 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自己的传统，那么西方文明自中世纪以来的新生和延续，就使得那个时代显得对我们极其重要。历史学家的任务是描写过去和现在有何不同，这比描写古今的相似之处要更加困难一些，不过不了解那些差异，我们就不可能理解往昔社会的形态和变动。大卫·惠顿在本书的章节是从介绍12世纪德意志大贵族“狮子”亨利所处的世界开始的。在这位贵族的世界里，政治制度的特点是重视家族关系和借助宗教获取合法性，与我们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爱德华·詹姆斯在本书更靠前的一章里谈论了东盎格利亚的雷德沃尔德和高卢的达戈贝尔，他们的王权与现代政府的差异就更加巨大了。在其他的章节里，我们会读到卡塔尔派和胡斯派的历史，这些中世纪的非正统派与我们今天见到的一些宗教虔敬人士有相似之处，不过他们也有一些对我们来说神秘难解的特征。为了把握一个遥远时代的特点，在古今之间，我们既需要注意到由于人性相通而导致的共同点，也需要注意到不同的社会结构和思想传统所造就的明显差异。比起古代的中国和印度，中世纪欧洲对我们来说不是那么难于了解，不过要解释那个时代还是相当困难的。中世纪骑士热衷于骑马征战的生活和宫廷的社交，中世纪的隐修士则热衷于整日的祈祷和追求与世隔绝。他们呈现的各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在我们看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 我们现在能够重建的中世纪世界的情景主要是以过去一百年中的研究和重新思考为基础的。我们完全不再认同吉本或者司各特对中世纪的看法，前者轻蔑地把它说成是迷信的时代，后者醉心于赞颂哥特式文化的浪漫。我们现在对那个时代的看法一部分来自大量印刷出版的中世纪文献，包括记述历史事件的编年史。它们的编辑工作是由《德意志历史文献集成》的编者们开拓的。这些文献还包括英国古文献学会和其他机构出版的系列丛书，譬如其中的诗歌，以及英国公共档案署和类似机构公布的政府和法庭文件。现在我们能够轻易找到大量已经出版的中世纪文献，一个学者即使花费几辈子的精力也无法读完这些材料。 同样重要甚至也许更重要的是，审美观和研究角度的变化让我们更透彻地了解了中世纪。梅特兰等学者的著作采用了一种类似人类学的方法，试图勇敢地把握对不发达社会的种种假设。他们的研究工作帮助我们拓展了对中世纪的村庄和它的领主、对中世纪的法庭和土地关系的理解。在亨利·德尼夫勒和弗兰茨·埃尔勒的影响下，对宗教富有热情的学者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改变了我们对中世纪大学里神学和哲学的认识。就民族迁徙的情况而言，我们所能展示的情景不仅出自几部记事简单的编年史，也依据无数考古发掘的成果，我们因为这些考古发现得以整理出大量文物和居民遗址。晚近的经济史学者让我们了解了中世纪人口史的新进展，不仅让我们知道了1000年到1300年间人口的极大膨胀——这不仅使农村地区人口充足，而且促进了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也让我们了解了1315年饥荒、1348年黑死病以后人口的持续减少。过去我们对中世纪世界许多方面的认识是模糊的，而现在因为学者们在研究上做出的巨大努力而变得十分清楚了，譬如拜占庭帝国、十字军运动、早期的方济各修会、意大利的商业、胡斯派。我们现在对中世纪欧洲的了解可以算得上是有深度且相当精确的，这在19世纪是完全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