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十五讲(修订版)

第十四讲　从《红楼梦》、京戏……到张爱玲 美国“新批评”代表人物布鲁姆著有《影响的焦虑》一书，专门讨论文学经典与新起作家的关系。他认为，当代诗人普遍存在着摆脱或超越经典的焦虑，他们就像一个具有俄狄浦斯恋母情结的儿子，无法摆脱“诗的传统”这一父亲形象，双方绝对对立，不断地进行殊死搏斗。置之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文人的关系，或也大致如此，虽然焦虑的性质仍有差异。鲁迅曾极为感慨地说：“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 “摆脱不开”“古老的鬼魂”的焦虑，当然不是为了超越旧的经典，而是希望在民族国家书写中抛弃“旧书”，以图“疗救”国民之大业。但从时代之外的高门巨族里走出来的张爱玲非常不同，她既无兴趣于民族国家书写，自然也就不惮于“鬼魂”的纠缠。然而她也没有布鲁姆所说的超越的“焦虑”，因为在张爱玲看来，《红楼梦》《海上花列传》《歇浦潮》《金瓶梅》诸般小说，非但不是“古老的鬼魂”，反而是“一切的泉源”（《红楼梦魇·自序》）。后来的作者，与其说为超越经典而“焦虑”，不如说是为如何激活古老文学经验重新书写现代体验而焦虑。在这一点上，张爱玲建立了自己与《红楼梦》等文学经典的关系。这一关系，又建立在张爱玲对《红楼梦》及古典文学（尤其通俗文学）的独特理解之上。世间喜爱张爱玲者不知凡几，而能读懂张爱玲之古典文学观者并不常见。 一、异代的震动 夏志清讨论张爱玲时，在方法上秉守美国新批评的“文本细读”，在立场上则取马修·安诺德（Matthew Arnold）和弗·雷·李维斯（F.R.Leavis）等的人文主义理论。他认为，人与人之间可以通过文字进行心灵的沟通，每一位作家的灵魂所拥有的颜色各不相同，有的偏向光明温暖，有的偏向沉郁阴暗，但是这些灵魂所展现的都是人类心灵深邃的整体图景。这一文学史述实是把张爱玲与西方作家等量齐观了。这其实未必妥当。不过，夏志清在很次要的意义上也谈及了张爱玲与中国旧文学的关系，“她对于中国的人情风俗，观察如此深刻，若不熟读中国旧小说，绝对办不到。她的文章里就有不少旧小说的痕迹，例如她喜欢用‘道’字代替‘说’字。她受旧小说之益*深之处是她对白的圆熟和对中国人脾气的摸透”，又说，“读者且不要误会她像一般教会学校出身自命高贵的小姐一样，对于‘下流’的东西不屑一顾。她喜欢平剧，也喜欢国产电影；还常常一个人溜出去看绍兴戏、蹦蹦戏”。由此显见，张爱玲对雅的、俗的旧文学的爱悦，决定了她与古典传统的深刻关系。对此，她自己谈论甚多，尽人皆知，夏志清在20世纪50年代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时只看见其中的部分材料。现将这些材料略摘部分如下： 我看的《胡适文存》是在我父亲窗下的书桌上，与较不像样的书并列。他的《歇浦潮》《人心大变》《海外缤纷录》我一本本拖出去看，《胡适文存》则是坐在书桌前看的。《海上花》似乎是我父亲看了胡适的考证去买来的。《醒世姻缘》是我破例要了四块钱去买的。买回来看我弟弟拿着舍不得放手，我又忽然一慷慨，给他先看**二本，自己从第三本看起，因为读了考证，大致已经有点知道了。好几年后，在港战中当防空员，驻扎在冯平山图书馆，发现有一部《醒世姻缘》，马上得其所哉，一连几天看得拾不起头来。房顶上装着高射炮，成为轰炸目标，一颗颗炸弹轰然落下来，越落越近。我只想着：至少等我看完了吧。（《忆胡适之》） 很久以前我读你写的《醒世姻缘》与《海上花》的考证，印象非常深，后来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不少益处。（1955年张爱玲致胡适函） 《醒世姻缘》和《海上花》一个写得浓，一个写得淡，但是同样是*好的写实的作品。我常常替它们不平，总觉得它们应当是世界名著。……我一直有一个志愿，希望将来能把《海上花》和《醒世姻缘》译成英文，里面对白的语气非常难译，但是也并不是绝对不能译的。（《张看》） 就我自己说，八岁的时候**次读到，只看见一点热闹，以后每隔三四年读一次，逐渐得到人物故事的轮廓、风格、笔触，每次的印象各各不同。现在再看，只看见人与人之间感应的烦恼。（《论写作》） 我唯一的资格是实在熟读《红楼梦》，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点的字自会蹦出来。（《红楼梦魇·自序》） 多年不见之后，《聊斋》觉得比较纤巧单薄，不想再看，纯粹记录见闻的《阅微草堂》却看出许多好处来……纪昀是太平盛世的高官显宦，自然没有《聊斋》的社会意识，有时候有意无意轻描淡写两句，反而收到含蓄的功效，更使异代的读者感到震动。（《谈看书》） 张爱玲的这些自述可以得到张子静先生的佐证。他回忆说：“我父母亲都没有正式上过学校，一直由家里请私塾先生教学。父亲对姐姐和我的教育，也坚持沿用私塾教学的方式。我们三四岁时，家里就请了私塾先生，教我们认字、背诗、读四书五经，说些《西游记》《三国演义》《七侠五义》之类的故事；后来也学英文和数学。”（《我的姐姐张爱玲》）显然，张爱玲对《红楼梦》《海上花列传》《金瓶梅》等旧文学的热爱与学习毋庸置疑。十余岁时，她就模仿《红楼梦》，作过一部《摩登红楼梦》。回目是她父亲代拟的，颇为像样，共计六回：“沧桑变幻宝黛住层楼，鸡犬升仙贾琏膺景命”；“弭讼端覆雨翻云，赛时装嗔莺叱燕”；“收放心浪子别闺闱，假虔诚情郎参教典”；“萍梗天涯有情成眷属，凄凉泉路同命作鸳鸯”；“音问浮沉良朋空洒泪，波光骀荡情侣共嬉春”；“陷阱设康衢娇娃蹈险，骊歌惊别梦游子伤怀”。小说开端写宝玉收到傅秋芳寄来的一张照片：“宝玉笑道：‘袭人你倒放出眼光来批评一下子，是她漂亮呢还是——还是林妹妹漂亮？’袭人向他重重地瞅了一下道：‘哼！我去告诉林姑娘去！拿她同外头不相干的人打比喻……别忘记了，昨天太太嘱咐过，今儿晚上老爷乘专车从南京回上海，叫你去应一应卯儿呢，可千万别忘记了，又惹老爷生气。’”还写贾琏得官的情景：“黑压压上上下下挤满了一屋子人，连赵姨娘周姨娘也从小公馆里赶了来了，赵姨娘还拉着袖子和凤姐儿笑着嚷：‘二奶奶大喜呀！’……凤姐儿满脸是笑，一把拉着宝玉道：‘宝兄弟，去向你琏二哥道个喜吧！老爷栽培他，给了他一个铁道局局长干了！’宝玉……挤了进去，又见贾母歪在杨贵妃榻上，鸳鸯蹲在小凳上就着烟灯烧鸦片，琥珀斜欠倚在榻上给贾母捶腿……贾琏这时候真是心花一朵朵都开足了，这一乐直乐得把平时的洋气派洋礼节都忘得干干净净，退后一步，垂下手来，恭恭敬敬给贾政请了个安，大声道：‘谢谢二叔的栽培。’”看这笔法，简直无法相信出自十余岁孩子的手笔。此事张爱玲后来向胡兰成讲述过： 爱玲给我看小时她母亲从埃及带给她的两串玻璃大珠子，一串蓝色，一串紫红色，我当即觉得自己是男孩子，看不起这种女孩子的东西。她还给我看她小时的作文。她十四岁即写有一部《摩登红楼梦》，订成上下两册的手抄本，开头是秦钟与智能儿坐火车私奔杭州，自由恋爱结了婚，但是经济困难，又气又伤心，而后来是贾母带了宝玉及众姊妹来西湖看水上运动会，吃冰淇淋。我初看时一惊，怎么可以这样煞风景，但是她写得来真有理性的清洁。（《今生今世》） 这小说自然未能发表。不过到后来真正写作时，她对《红楼梦》等作品仍念念不忘，甚至在小说中直接提到：“睨儿答应着走了出来。她穿着一件雪青紧身袄子，翠蓝窄脚裤，两手抄在白地平金马甲里面，还是《红楼梦》时代的丫鬟的打扮。唯有那一张扁扁的脸儿，却是粉黛不施，单抹了一层清油，紫铜皮色，自有妩媚处。”（《**炉香》）张爱玲对《红楼梦》《海上花列传》及各类通俗文学的热爱持续终身。到晚年，她竟积十余年之力，撰成《红楼梦魇》一书，并将吴语《海上花列传》先后译为英语和国语（当时的汉语普通话），并在极艰难的情形下谋求出版。 有了如此之多的个人自述与文学经历，但凡略了解张爱玲一二的人都能想象她与《红楼梦》等古典传统文学的关系。故承夏志清观点，王德威在界定“张腔”时，亦把《红楼梦》影响列为重要的考虑因素：“近些年定义、描述张腔的努力，已不算少。纯就文字形式而言，张爱玲糅合了古典白话小说（如《金瓶梅》《红楼梦》）与20世纪初西方言情说部的特色，创造了一种紧俏世故、新旧并陈的叙述方式。张是正宗的写实主义者，对物质世界的细节点滴，有着永不餍足的好奇及述说的欲望。”在20世纪40年代，谭正璧也注意到这一问题：“作者本是位有着多方面修养的艺术家，善绘画，又好音乐，在文艺上又善于运用旧文学遗产。她熟读《红楼梦》，也熟读《金瓶梅》，这两部*长于描写女性和情欲的过时的伟大作品，却给了她以无限的语汇，不尽的技巧。所以新旧文学的糅合，新旧意境的交错，也成为作者特殊的风格。”那么，张爱玲到底从《红楼梦》中承续了什么“传统”呢？当然，亦不仅是指《红楼梦》，而是包括《红楼梦》在内的所有张爱玲喜爱的“旧小说”，如《金瓶梅》《海上花列传》《歇浦潮》《阅微草堂笔记》《醒世姻缘》，甚至包括京戏、绍兴戏乃至蹦蹦戏。张爱玲自幼至长，一直浸淫在这种由旧小说、旧戏曲构成的文学秩序与精神世界里。若要理解张爱玲之于古典文学的关系，必须以理解古典文学为前提。 但在今日已西化百余年的知识环境中，谈论古典文学的“真义”其实是有困难的。对此，张京媛有一段话比较学究气，但实则极有见地，“在殖民主义的权力结构里，被殖民者本身的文化特性、民族意识受到压制，导致‘文化原质失真’。当地居民和精英知识分子认同于殖民者的文化。当他们看待自己本土的各种文化现象时往往不自觉地套用殖民者审视和评定事物的标准与理论。”百年来，中国人已经习惯于用西方人的概念思想、观察甚至生活，譬如批判愚昧，追求进步，渴望民主，等等。而“愚昧”“文明”“专制”“民主”等等概念，并非中国文化所固有的概念，其实中国古代人生活在另外的概念与文学世界之外。所以，今天谈论《红楼梦》等旧文学，即须尽量避免误解，尤其不可以西方概念去肢解它们。《红楼梦》问世二百余年，历来释者纷纭。张爱玲感叹说：“在过去，大众接受了《红楼梦》，又有几个不是因为单恋着林妹妹或是宝哥哥，或是喜欢里面的富贵排场？”（《我看苏青》）然而，文人就比大众更理解《红楼梦》吗？也未尽然。五四以后，崛起了“新红学”，并有两大开山人物胡适和俞平伯。然而“新红学”主要学术贡献在于弃索隐而就考据，对于《红楼梦》意旨的阐释实在说不上高明。即使如胡适，虽也因“白话文运动”及“一代人有一代人之文学”的建设性文学观而享誉学界，但其文学鉴赏力其实比较平庸。对于《红楼梦》，他不过觉得是部差强人意的写实主义小说罢了。连张爱玲也承认，胡适除了对《秧歌》给予极高评价外，对她的40年代小说其实都不喜欢。俞平伯鉴赏力较其师为高，但也不过说《红楼梦》乃忏情自传之作，以其写实能力可入于世界小说行列——评价其实也颇有限。五四时代文人中，识得《红楼梦》真义者，实也只有鲁迅一人，虽然他很为“古老的鬼魂”的缠绕而苦闷，但他对《红楼梦》可谓洞察幽微： 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觌面。……悲凉之雾，遍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