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爱的日子(毕飞宇文集)

男人还剩下什么 严格地说，我是被我的妻子清除出家门的，我在我家的客厅里拥抱了一个女人，恰巧就让我的妻子撞上了。事情在一秒钟之内就闹大了。我们激战了数日，又冷战了数日。我觉得事情差不多了，便厚颜无耻地对我的妻子说：“女儿才六岁半，我们还是往好处努力吧。”我的妻子、女儿的母亲、市妇联*出色的宣传干事，很迷人地对我笑了笑，然后突然把笑收住，大声说：“休想！” 我只有离。应当说我和我妻子这些年过得还是不错的，每天一个太阳，每夜一个月亮，样样都没少。我们由介绍人介绍，相识、接吻、偷鸡摸狗、结婚，挺好的。还有一个六岁半的女儿，我再也料不到阿来会在这个时候出现。阿来是我的大一同学，一个脸红的次数多于微笑次数的内向女孩。我爱过她几天，为她写过一首诗，十四行。我用十四行汉字没头没脑地拍植物与花朵的马屁，植物与花朵没有任何反应，阿来那边当然也没有什么动静。十几年过去了，阿来变得落落大方，她用带有广东口音的普通话把十四行昏话全背出来了，她背一句我的心口就咯噔一次，一共咯噔了十四回。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在咯噔到十四下的时候忘乎所以。我站了起来，一团复燃的火焰呼地一下就蹿上了半空。我走上去，拥抱了阿来，——你知道这件事发生在哪儿？在我家客厅。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再交代一个细节。我的妻子在这个节骨眼上回来了。刚刚蹿上半空的那团火焰“呼”地一下就灭了。客厅里一黑，我闭上眼。完了。 妻子把一幢楼都弄响了。我不想再狡辩什么。像我们这些犯过生活错误的人，再狡辩就不厚道了。我的妻子以一种近乎疯狂的口气和形体动作对我说：“滚！给我滚！”我对我妻子的意见实在不敢苟同，我说：“我不想滚。”妻子听了我的话便开始砸，客厅里到处都是瓷器、玻璃与石膏的碎片。这一来我的血就热了。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女同志能做到的事，我们男同志也一定能够做到。我也砸。砸完了我们就面对面大口地喘气。 妻子一定要离。她说她无法面对和忍受“这样的男人”，无法面对和忍受破坏了“纯洁性”的男人。我向我的妻子表示了不同看法。阿来为了表示歉意，南下之前特地找过我的妻子。阿来向我的妻子保证：我们绝对什么也没有干！妻子点点头，示意她过去，顺手就给了她一个嘴巴。 事态发展到“嘴巴”往往是个临界。“嘴巴”过后就会产生质变。我们的婚姻似箭在弦上，不离不行，我放弃了*后的努力，说，“离吧。我现在就签字。” 离婚真是太容易了，就像照完了镜子再背过身去。 有一点需要补充一下，关于我离婚的理由，亲属、朋友、邻居、同事分别用了不同的说法。通俗的说法是“那小子”有了相好的，时髦一点的也有，说我找了个“情儿”，还有一种比较古典的，他——也就是我——遇上了韵事，当然，说外遇、艳遇的也有。还是我的同事们说得科学些：老章出了性丑闻。我比较喜欢这个概括，它使我的客厅事件一下子与世界接轨了。 *不能让我接受的是我的邻居。他们说，老章和一个“破鞋”在家里“搞”，被他的老婆“堵”在了门口，一起被“捉住”了。性丑闻的传播一旦具备了中国特色，你差不多就“死透了”。 我签完字，找了几件换洗衣服，匆匆离开了家。我在下楼的过程中听见我前妻的尖锐叫喊：“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 我临时居住在办公室里。我知道这不是办法，然而，我总得有一个地方过渡一下。我们的主任专门找到我，对我表示了特别的关心，主任再三关照，让我当心身体，身边没有人照顾，“各方面”都要“好自为之”。主任的意思我懂，他怕我在办公室里乱“搞”，影响了年终的文明评比。我很郑重地向主任点点头，伸出双手，握了握，保证说，两个文明我会两手一起抓的。 住在办公室没有什么不好。唯一不适应的只是一些生理反应，我想刚离婚的男人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适应，一到晚上体内会平白无故地蹿出一些火苗，蓝花花的，舌头一样这儿舔一下，那儿舔一下。我曾经打算“亲手解决”这些火苗，还是忍住了。我决定戒，就像戒烟那样，往死里忍。像我们这些犯过生活错误的人，对自己就不能心太软。就应该狠。 但是我想女儿。从离婚的那一刻起我就对自己说了，把一切都忘掉，生活完全可能重新开始，重新来，我不允许与我的婚姻有关的一切内容走进我的回忆。我不许自己回忆，追忆似水年华是一种病，是病人所做的事，我不许自己生这种病。 我惊奇地发现，我的女儿，这个捣蛋的机灵鬼，她居然绕过了我的回忆撞到我的梦里来了。 那一天的下半夜我突然在睡梦中醒来了，醒来的时候我记得我正在做梦的，然而，由于醒得过快，我一点也记不得我梦见的是什么了，我起了床，在屋子里回忆，找。我一定梦见了什么很要紧的事，要不然怅然若失的感觉不可能这样持久与强烈。这时候我听见有人喊我，是我的女儿，在喊我爸爸。那时正是下半夜，夜静得像我女儿的瞳孔。我知道我产生了幻听。我打开门，过廊里空无一人，全是水磨石地面的生硬反光。过廊长长的，像梦。我就在这个时候记起了刚才的梦，我梦见了我的女儿。离婚这么久了，我一直觉得体内有一样东西被摘去了，空着一大块。现在我终于发现，空下的那一块是我的女儿。这个发现让我难受。 我关上门，颓然而坐。窗户的外面是夜空。夜空放大了我的坏心情。我想抽烟，我戒了两年了。我就想抽根烟。 第二天一早我就找到我的前妻。她披头散发。我对她说：“还我女儿！” “你是谁？” “我是她爸！” “你敲错门了。” 她说我敲错门了。这个女人居然说我敲错门了！我在这个家里当了这么多年的副家长，她居然说我敲错门了！我一把就揪住了她的衣领，大声说：“九○年四月一号，我给你打了种，九一年一月十六，你生下了我女儿，还给我！” 我想我可能是太粗俗了，前妻便给了我一耳光。她抽耳光的功夫现在真是见长了。她的巴掌让我平静了下来。我深吸了一口气，说：“我们谈谈。” 这次交谈是有成果的。我终于获得了一种权利，每个星期的星期五下午由我接我的女儿，再把我的女儿送给她的妈妈。前妻在我的面前摊开我们的离婚协议，上头有我的签名，当时我的心情糟透了，几乎没看，只想着快刀斩乱麻。快刀是斩下去了，没想到又多出了一堆乱麻。前妻指了指协议书，抱起了胳膊，对我说：“女儿全权归我，有法律作保证的。你如果敢在女儿面前说我一句坏话，我立即就收回你的权利。” 我说：“那是。” 前妻说：“你现在只要说一句话，下个星期五就可以接女儿了。” “说什么？”我警惕起来。 “阿来是个狐狸精。”前妻笑着说。 我把头仰到天上去。我知道我没有选择。我了解她。我小声说：“阿来是个狐狸精。” “没听见。” 我大声吼道：“阿来是个狐狸精！好了吧，满意了吧？” “握起拳头做什么？我可没让你握拳头。”前妻说。 女儿正站在滑梯旁边。一个人，不说一句话。我大老远就看见我的女儿了，我是她的爸爸，但是，女儿事实上已经没有爸爸了。我的女儿大老远地望着我，自卑而又胆怯。 我走上去，蹲在她的身边。才这么几天，我们父女就这么生分了。女儿不和我亲昵，目光又警惕又防范。我说：“嗨，我是爸爸！”女儿没有动。我知道就这么僵持下去肯定不是办法，我拉过女儿的手，笑着说：“爸带你上街。” 我们沿着广州路往前走。广州路南北向，所以我们的步行也只能是南北向，我们不说话，我给女儿买了开心果、果冻、鱼片、牛肉干、点心巧克力、台湾香肠，女儿吃了一路。她用咀嚼替代了说话。我打算步行到新街口广场带女儿吃一顿肯德基，好好问一些问题，说一些话，然后，送她到她的母亲那里去。我一直在考虑如何与我的女儿对话。好好的父亲与女儿，突然就陌生了，这种坏感觉真让我难以言说。 一路上我们一直没有说话。后来我们步行到了安琪儿面包房。这由一对丹麦夫妇开设的面包铺子正被夕阳照得金黄，面包们刚刚出炉，它们的颜色与夕阳交相辉映，有一种世俗之美，又有一种脱俗的温馨。刚刚出炉的面包香极了，称得上热烈。我的心情在面包的面前出现了一些转机，夕阳是这样的美，面包是这样的香，我为什么这样闷闷不乐？我掏出钱包，立即给女儿买了两只，大声对女儿说：“吃，这是安徒生爷爷吃过的面包。” 女儿咬了一口，并不咀嚼，只是望着我。我说：“吃吧，好吃。”女儿又咬了一口，嘴里塞得鼓鼓的，对着我不停地眨巴眼睛，既咽不下去又不敢吐掉，一副撑坏了的样子。我知道女儿在这一路上吃坏了。我弄不懂自己为什么要这样，拼命给女儿买吃的，就好像除了买吃的就再也找不出别的什么事了。我知道自己和大部分中国男人一样，即使在表达父爱的时候，也是缺乏想象力的。我们在表达恨的时候是天才，而到了爱面前我们就如此平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