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传(精装)

我在本书**章就提到辽宁在地理上的特异性——它刚好处于几大文明板块的衔接带上，并因此导致了辽宁文明的鲜明特征——一种*彻底的多元型文明。应当承认，我在本书写作时，受到亨廷顿教授“文明冲突论”的影响，这位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当代*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把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分为七大或八大板块，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我把“文明冲突论”用于历史研究中，把冲突作为推进历史的一个动力因素，而几大文明板块衔接点上的辽宁，刚好恰如其分地展现了这一历史进程。 然而，为“文明冲突论”提供证据，并非本书的目的。在本书中，我们可以发现超越“文明冲突论”的内容，或许这些内容，使我们可能看到“文明冲突论”的局限性。我试图说明，辽宁（乃至世界）的历史，有冲突的方面，更有对冲突的超越。冲突，是缘于“异”（差异），与之相比，趋同的力量，则显得更加强大。中华文明的主线，不是因“异”而导致的冲突，而是求同。因为种族与文明不论怎样相异，它们追求美好生活、尊重自然等理想是一致的，这使文明具有超越种族的意义，所以我说：“更多时候，战争带来的却是关于和平的消息。我们遗忘和平，不是因为和平不存在，而是因为它太过平常，没有任何波澜。史书中对和平岁月的记载少之又少，所以我们更加关注战场上的历史。每个人内心深处都对英雄存有敬意，却对英雄赴死的目标有所忽视。实际的情况是，与战争相比，和平在更大的范围上存在着。”“在兵刃的对话之外，不同种族在这块土地上尝试着合作的可能，后者对历史的贡献更加巨大，可惜的是，他们几乎全部被英雄们的呐喊湮没了。”吕思勉、钱穆在各自的通史引论里，都谈到“人类已往的社会，似乎是一动一静的”，吕称之为“生命的节奏”——“人类历史之演进，常如曲线形之波浪，而不能成一直线以前行”，钱称之为“历史的风韵”，大抵就是这个意思。王家范把这动－静视为历史的“要穴”。我们通常关注“动”的方面，本书也花了大量篇幅，对“动”进行描述，但我想说的是：“动”的结果是“静”，“动”是表现，而“静”是核心，如同“异”是形式，而“同”才是而“同”才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