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读法

司马迁的心 一、前　言 欲读其书，先究其人；既读其书，须知其人。读书贵知人，而知人在贵知心；不知其心，则不能真知其人，也就无从真知其人的终身事业。司马迁乃非常之人，《史记》是他的终身事业，以一非常之人而终其身从事于一种事业，则其间必有一番苦心孤诣，不易为一般人所了解。这苦心必有其深处，这孤诣也必有其高处。欲量其高，先测其深。我们要想深刻了解司马迁的著述和学问，就不能不尝试一探司马迁之心。 或谓：知人不易，知心尤难，居今之世而欲测古人之心，更是难上加难。此说固然有理，但也不可一概而论，应该就个别例子探讨，否则只是从理论上观看问题，而非从实际上认识问题。就司马迁而论，其心并非全不可测度。《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①如何忖度呢？有两个要点：**，言为心声，行为心迹，言行并考，听其言而观其行，庶几乎不失其异。第二，人物皆有遭逢际遇，必须从人物的遭逢变故、颠沛流离处去看他的苦思深虑和进退取舍，才能不失其心。若能把握这两大要点来考察现存有关司马迁的资料，我们虽不敢说能够窥见全貌，但相信也可思过半矣。 二、司马谈之死 本文不是要为司马迁立传，而是要探究与司马迁的肉体生命、精神生命*有关系的人物和事件；通过人经事纬的探讨，来窥测司马迁的人格和心灵。以司马迁的出生和经历，他识人自多，但对他一生具有巨大影响的人物，则不过二三人。**位影响司马迁*大的人是他的父亲司马谈，而司马谈影响司马迁*深的事则是司马谈之死。 首先，我们要问：司马谈是怎么死的？ 司马迁对这件事的记述十分简短，他说：“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②“是岁”是指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也就是汉武帝初行封禅的那一年。司马谈当然是病死的，但他是“留滞周南”以后才生病，并不是先生病而后“留滞周南”。在“不得与从事”与“发愤且卒”的上下文间，有一个“故”字；换言之，是不得参加封禅才“发愤且卒”，而不是先有病而不得参加封禅才死去的。因此在“不得与从事”上只说“留滞周南”，并未说“病滞”。可见司马谈的病死，另有隐情。 封禅是武帝时代的大事，也是汉朝开国以来期待已久的大典。司马谈对此一代大典的准备工作，曾有贡献。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司马谈曾与祠官宽舒及有司议立嗣后土的典礼；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司马谈又与祠官宽舒等议立太（泰）畤坛的典礼。③这两件事都仅在封禅之前两三年实行，乃是正式封禅的序幕。因此，当元封元年实行封禅的时候，以司马谈前此议立之功而言，应该随从前往，始终其事。以太史令的职务而言，司马谈也应该随从前往，以便“奏良日及时节禁忌”。以封禅为有汉一代大典而言，司马谈既然躬逢其时，也必定想随从前往，所以等到“不得从行”的时候，才自叹：“是命也夫！命也夫！”④可见无论从哪方面看，司马谈都是要去和想去的，而终于不能去，这是什么缘故？这和他的观念与现实的冲突有关。 封禅是旷代大典，它有它的实行条件。《封禅书》的开头说：“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虽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事用希。”可见帝王须受命、功至、德洽、暇给才得封禅，四者缺一不可。衡诸汉代，高祖受命、成功而德未洽，文帝德洽而有不暇给，到武帝元封时，汉家开国已近百年，受命、功至、德洽而且有暇给了，正好符合封禅的实行条件。那么，封禅的实行意义又是什么呢？综合对各项材料的理解看来，封禅的意义有三：一者告代，易姓而王者必先受命，受命而王者必须报命告代。二者报功，帝王荷天命，理群生，到了德洽、暇给的地步，必须告太平于天。⑤三者追本，太平功业之成，固由人力，亦本天功，所以除了报天地之功，还要报群神之功。因此，帝王要“追本诸神名山大川”，要“万灵罔不禋祀”⑥。而告代、报功、追本三者归根结底，其意义不过是“登封告成，为民报德”⑦。所以，光武帝建元三十二年欲行封禅时，梁松上疏，“以为登封之礼，告功皇天，垂后无穷，以为万民”⑧。若从这个观点考察，则武帝的封禅，虽然合乎封禅的实行条件，却不合乎封禅的实行意义。 武帝把封禅当作求仙人不死之术，他心中羡想的对象是黄帝。方士说黄帝由封禅而“仙登天”，于是武帝就叹息道：“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⑨为达此目的，武帝一方面先后宠信李少君、少翁、栾大、公孙卿等方士，一方面借用儒生议封禅仪礼。但是，封禅用希，“其仪阙然湮灭，其详不可得而记闻”⑩。群儒只有“釆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武帝乃命诸儒习射牛。诸儒草封禅仪数年不成，武帝又问诸儒封禅事，诸儒对者有五十余人，不能有所定，武帝*后采用兒宽的建议，“乃自制仪，釆儒术以文焉”??。武帝又把根据方士所说而作的封禅祀器拿给群儒看，群儒或说不与古同，徐偃又说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周霸属图封禅事。于是，武帝绌徐偃、周霸，而“尽罢诸儒不用”??。*后，武帝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封禅巡狩去了。由此可见，群儒和方士的意见是不一致的，而*后武帝所采行的都是方士的意见，无论是封禅的目的、仪式和祠器，都是按照方士的规划进行；可以说武帝和方士是站在一边的。 在此情况下，司马谈的态度和立场是什么呢？我们并无直接的材料可以作依据，但可以间接推测出来。司马谈仕于建元元封之间，他的思想见于《论六家要旨》。《论六家要旨》是以论治的观点来论学的，其中*为尊崇的是道家，批驳*烈的是儒家。他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无为而无不为”，大道主要在“去健羡，绌聪明”；又说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后说“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这根本就是针对武帝改黄老行儒术而发的。不能确定《论六家要旨》是否作于行封禅之时，但可以相信武帝行封禅之时司马谈仍保有这种思想。依此思想以观武帝，则武帝推行儒术的动机与做法，分明是多“健羡”“形神骚动”而精神不专一，其封禅正是他“内多欲而外饰以仁义”??的一种表现。司马谈既掌天官，又以不能参加封禅为恨，当不是反对告代、报功、追本以为万民的封禅。但对武帝以致怪物与神通来比德于九皇，名为敬鬼神之祀、实则求登天之阶的这种封禅，必不会赞同。群儒的被绌，只是由于他们在封禅的仪式与祠器上和武帝的意见不一样，并未闻他们之中有人在封禅的意义上向武帝进言。??司马谈在仪式与祠器上的意见，是否和群儒相同，不得而知；但从司马谈的思想来看，他必定反对这种变质了的神仙化、世俗化的封禅。??也许就是因为他曾把自己的思想作了某种程度的表露，遂使他和群儒一样，同以不合需要、阻碍事情而被绌不用，只落得“留滞周南”“发愤且卒”了。 其次，我们要问：司马谈的死，对于司马迁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 当司马谈“发愤且卒”的时候，司马迁正好以郎中的身份奉使西南报命归来，他在河洛之间的洛阳见到了垂危的父亲。这时，司马谈执着司马迁的手泣道：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分析司马谈的临终之言，具有三层意思。**，希望自己死后，司马迁能复为太史，赓续祖业，以免使太史世家、天官世业，就此中断。第二，为太史后不要忘记自己生前所欲论著的事业，这是司马谈自觉对历史文化所负的责任，现在自己既不能完成，只有付记儿子，所以说“余甚惧焉”，并引《孝经》“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的话来勉励他。第三，当此五百大期，此一论著应该继承并效法孔子的《春秋》，所以说“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间，史记放绝”，又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可见司马谈是以孔子与《春秋》自期并期司马迁的。这就是司马谈的遗命。 对于父亲的愤死，司马迁当是悲愤难言；对于父亲的遗命，司马迁则是铭刻在心。试想，司马迁奉使归来，父亲临危授命、殷殷嘱咐，这该是何等感人的场面！当夫执妇手，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时候，是情意绵绵、无限憧憬；可是当父执子手，交代后事的时候，则是生离死别、哀痛欲绝了。司马迁在这个当口受命，其内心自然受到深巨的震动，所以他俯首流涕地一则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再则说：“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谈是死了，但他却在司马迁的心中播下了一粒种子，这种子后来日益成长茁壮，成为司马迁生命的核心与生命力的动源。这股力量日后推动着他，使他不计一切、坚忍不拔地直向那目标奔去。 三、李陵与司马迁 第二位和司马迁*有关系的人物是李陵，但从司马谈死到李陵案发生，中间还经过了十一年（元封元年至天汉二年，公元前110—前99年），在这十一年间，司马迁参加了封禅大典，那是在与司马谈诀别后，因赴泰山武帝行在报命而参加的。元封三年四月，武帝至瓠子临决河，命从臣将军以下皆负薪塞河堤，司马迁也“从负薪塞宣房”??。元封三年，司马迁果如司马谈所料，继任为太史令，并遵照遗命“绌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准备著史，这年司马迁是三十八岁。以后几年，司马迁以太史令的身份，应当都随从武帝巡行天下，礼祠名山大川，借机纵览山川形势、考察风俗物产、探访故老遗迹、采集民间传说，以为作史的凭借。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与壶遂、公孙卿、唐都等数十人定律历，从此汉朝改行“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奠定了此后中国两千年夏历的基础。从太初元年起又经五年，才有李陵事件；此事几乎断送了司马迁的生命和事业，必须从头说起。 关于李陵案的前后原委，《史记》的记载颇为简略，必须参照《汉书》的记载才能明白。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李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归来，威震四夷，武帝想借此余威再定匈奴，遂下诏引《春秋》之义欲挞伐匈奴。??这时，匈奴且鞮侯单于初立，畏惧汉军来袭，假装与汉和好，送回被扣留的汉使，并卑辞遣使来献。武帝信以为真，遂于天汉元年派遣中郎将苏武等人持节送回被扣留在汉的匈奴使者，并厚赂单于，答其善意。苏武等人到了匈奴之后，单于骄慢，非如汉之所想。而苏武又牵涉匈奴内部的一次变乱，自杀未成，反被救活并送到北海（今贝加尔湖）去牧羊。消息传来，武帝遂于天汉二年命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于天山，并召骑都尉李陵前来替贰师将军负责辎重。 李陵是李广之孙、李当户的遗腹子，曾经将八百骑深入匈奴两千里，过居延，视地形，无所见虏而返。这时他在酒泉张掖教射丹阳楚人五千人以屯卫胡，正图有所表现，自然不愿为贰师牛后、管理辎重。于是李陵就在武帝召见的时候，叩请率领荆楚勇士奇才剑客自当一队，前往兰干山南以分散单于的兵力，减轻贰师的压力。武帝说发兵已多，再也分不出骑兵给李陵，李陵答说不用骑兵，愿以寡敌众，以步兵五千人直捣单于庭。武帝壮而许之，并且诏强弩都尉路博德率兵在半路上接应李陵。但路博德从前是伏波将军，曾经伐破越南，也羞于做李陵的牛后，就上书奏言：现在是匈奴秋高马肥的时候，不如等到来春和李陵各率酒泉张掖骑五千人，到东西浚稽山去夹击匈奴，这样一定可以大有斩获。武帝读此奏书大怒，怀疑李陵后悔不欲出兵，请托路博德如此上书，于是下令路博德即刻出兵西河，又命李陵于九月出遮虏障到东浚稽山南龙勒水上观测敌情，如无所见，即回受降城（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石兰计狼山山口西北）休养士卒，并立即以驿骑报告；前此和路博德作何言语，也要具以书对。李陵于是率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抵达浚稽山下安营，沿途画下所经过的山川地形，派麾下骑陈步乐返报武帝。武帝听陈步乐说李陵能得士死力，很是高兴，就拜步乐为郎。可是陈步乐走后不久，李陵即和单于遭遇，并发生惨烈的战斗，《汉书·李陵传》对此战斗的始末，有非常动人的记载： 陵至浚稽山，与单于相直，骑可三万围陵军。军居两山间，以大车为营。陵引士出营外为陈，前行持戟盾，后行持弓弩，令曰：“闻鼓声而纵，闻金声而止。”虏见汉军少，直前就营。陵搏战攻之，千弩俱发，应弦而倒。虏还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单于大惊，召左右地兵八万余骑攻陵。陵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连战，士卒中矢伤，三创者载辇，两创者将车，一创者持兵战。陵曰：“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始军出时，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车中。陵搜得，皆剑斩之。明日复战，斩首三千余级。引兵东南，循故龙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泽葭苇中，虏从上风纵火，陵亦令军中纵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单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将骑击陵。陵军步斗树木间，复杀数千人，因发连弩射单于，单于下走。是日捕得虏，言：“单于曰：‘此汉精兵，击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诸当户君长皆言：‘单于自将数万骑击汉数千人不能灭，后无以复使边臣，令汉益轻匈奴。’复力战山谷间，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还。”是时，陵军益急，匈奴骑多，战一日数十合，复伤杀虏二千余人。 虏不利，欲去，会陵军候管敢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军无后救，射矢且尽，独将军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为前行，以黄与白为帜，当使精骑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颍川人，父韩千秋，故济南相，奋击南越战死，武帝封子延年为侯，以校尉随陵。单于得敢大喜，使骑并攻汉军，疾呼曰：“李陵、韩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虏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汉军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万矢皆尽，即弃车去。士尚三千余人，徒斩车辐而持之，军吏持尺刀，抵山入峡谷。单于遮其后，乘隅下垒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后，陵便衣独步出营，止左右：“毋随我，丈夫一取单于耳！”良久，陵还，大息曰：“兵败，死矣！”军吏或曰：“将军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后求道径还归，如浞野侯为虏所得，后亡还，天子客遇之，况于将军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壮士也。”于是尽斩旌旗，及珍宝埋地中，陵叹曰：“复得数十矢，足以脱矣。今无兵复战，天明坐受缚矣！各鸟兽散，犹有得脱归报天子者。”令军士人持二升米，一半冰，期至遮虏鄣者相待。夜半时，击鼓起士，鼓不鸣。陵与韩延年俱上马，壮士从者十余人。虏骑数千追之，韩延年战死。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 李陵败降处，去边塞仅百余里，军士有四百余人逃归，边塞即刻报闻。武帝原欲李陵死战，李陵未败前，曾招李陵的母亲和妻子来，让相士给她们相面，并无死丧的气色。后来边塞报知李陵败阵，武帝大怒，责问陈步乐，陈步乐畏罪自杀。武帝又问群臣，群臣忧惧，不知所出，都怪罪李陵，没有一人为他说好话。这时，武帝“食不甘味，听朝不怡”??，遂又问太史令司马迁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