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铎王朝:1485-1547

　　这时，主张新思想的人们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什么样的教育机构可以为下一代创造更优秀的教育机会，以便让下一代好好学习知识并掌握技能。基于这些诉求，一时间冒出了很多与时俱进的高级学校。理查德·福克斯之前出任过达勒姆主教一职，并在当时因抗击侵略者苏格兰大军而为人熟知。后来，他又出任了温切斯特主教，并在此期间建立了两所文法学校，一所在格兰瑟姆，另一所在汤顿。他原本还想在牛津创办一家修道院，不过目光长远的埃克塞特主教休·奥尔德姆劝他说：“把人力和物力放在发展新兴学科上，才是真正有利于国家与教会的，何必兴师动众地修房子养僧人呢？更何况，僧人的供养制度很快就要没落了。”理查德·福克斯主教听从了建议，继而创办了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致力于新兴学科的研究。那个时候，该学院还出台了一系列规定：禁止拉丁文教师讲授未开化文化；希腊语教师必须用拉丁文诵读和解释名家名作。宅心仁厚的玛格丽特·博福特夫人也在剑桥大学做了很多不错的尝试。她是个单纯的教徒，从不用批判的眼光看世界，同时也不太喜欢探究未知，不过，她很信任约翰·费希尔主教——她的告解神父和专职教士。她听从了约翰·费希尔主教的建议，在剑桥大学里开办了基督学院和圣约翰学院，以弘扬新兴学科。她为这两座学院选好了地址，将原址上的破败房屋推倒重建，并承担了学院教师和学者的酬劳。现在看来，大家的酬劳其实不算高，不过足以维持生活，而玛格丽特·博福特夫人也因此备受大家的尊敬。在玛格丽特·博福特夫人去世之前，基督学院已完工。受她邀请，身为学院创始人之一的约翰·费希尔主教成为基督学院的顾问；她要求全体师生务必以约翰·费希尔的思想为行动准则。基督学院规定：每年都会对教师进行等级评定，并基于不同等级来发放津贴，*低不低于13先令4便士，*高不高于16先令8便士；普通教师不仅每周可以拿到1先令的酬劳，每年还有13先令4便士的“服装费”可以领取，这足以让他们在全国闻名的斯陶尔布里奇（Stourbridge）市场里买上一些纯色布料。无论是什么选举，经济条件欠佳的候选人都具有优先权；所有收入在10英镑以上的人都不能申请成为学院教师；禁止携带犬类与鹰隼入内；在圣诞假期，除了学院大堂，其他地方都不允许玩牌，以庆祝“圣主诞生”。在约翰·科利特教长的主持下，圣保罗学院在1510年正式完工。就整个建设过程而言，我们非常明确地体会到了那时候的世俗教育，也就是非经院教育的建设过程。该学院录取了153位男性学员，他们将学习“西塞罗、塞勒斯特、维吉尔、特伦斯时代传统纯正的、罗马式的拉丁语演讲，而不会接触由愚蠢之人胡乱发明的混合式拉丁语”。　　如果“条件允许”，希腊语也将成为他们的课程之一。这一规定言之谨慎，大概是为了避免有人质疑学院教授异教用语。在约翰·科利特的邀请下，学富五车的托马斯·利纳克尔为学院编撰了一本讲解拉丁语语法的教材。不过，约翰·科利特后来觉得托马斯·利纳克尔编撰的语法书太复杂，不适合那些“年纪轻轻的入门者”学习。威廉·利利（William Lily）出任了圣保罗学院的**任院长，他的教父是威廉·格罗辛，同时他和托马斯·莫尔还是好朋友。他的拉丁语是在意大利学的，而为了研究希腊语，他还曾移居希腊罗得岛（ Rhode）数年。在伊拉斯谟眼中，他精通青年教育，堪称一代大师。伊拉斯谟还曾在信中写道，威廉·利利在闲暇之余还研究过很多名人，譬如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诗人荷马、奥维德；地理学家蓬波尼乌斯·梅拉、托勒密、老普林尼、斯特拉博。在伊拉斯谟看来：“身为教师，理应有能力去探究词源，去了解君士坦丁堡、意大利、西班牙、法兰西等各地语言的演化过程；了解各种植物、动物、器具、服饰、珠宝等的专有名称。然而令人震惊的是，一说到那些专有名称，就连学识*渊博之人也会抓耳挠腮……我期待，教师们可以翻越知识的高山和海洋，可以帮助莘莘学子轻松从容地学习与探索。”作为圣保罗学院的院长，卓越的约翰·科利特认为体罚可以促进学习，不过他同时又十分反对“只有鞭子能管住坏学生”的暴戾态度。但是我们要知道，在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规则是完善的。在基督学院，在印有玛格丽特·博福特夫人影像的琉璃窗下，常常可以看到违反纪律的学生被鞭笞，而这种教育方式在当时被认为是合理的。玛格丽特·博福特夫人有时候会提醒说“慢一点儿，慢一点儿”，除此之外便不再干涉。在吃晚饭的时候，一些年龄相对较小的学院也会被鞭打，即便是有客人在的时候。他们之所以被打，不是因为他们犯了错，只是因为他们有犯错的可能。约翰·科利特邀请了“伦敦呢绒商会里*坦诚的人”出任圣保罗学院的顾问，而非神职人员。这是因为他觉得在自己这辈子的新老相识里，只有他们是真正清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