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电影叙事学

　　《什么是电影叙事学》：　　I.2 明现叙述者和大影像师　　如果某种现代电影能够突出陈述的形迹（雷乃、罗布-格里耶、戈达尔、杜拉斯等人的影片），经典电影如我们所说，则力求隐藏这些形迹，以便突出人物的遭遇，或者一些明现叙述者、“角色化”叙述者所讲述之事。纪录片一般也以同样的方式摄制，使我们对受访者所说的内容比对拍摄他的方式更加关注。　　然而，无论在哪种情形下，“大影像师”的在场或多或少都是可以感知的。先以普通的闪回为例，在《死亡保险》（比利??怀尔德，1945）里，沃尔特??内夫成为说故事者始于他对着录音机，向他的同事忏悔自己的罪行。在他录下他的叙事头几句话后，一些画面让我们看见他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情节：他驾驶小车到达一座别墅附近，在别墅里遇见搞乱他的生活的女人。这一从“被说出”到“被演示”的转变是怎样实现的呢？　　为了理解此片的故事，观众需要假设沃尔特??内夫作为叙述者对这段视听叙事负责，它“涵盖”了向我们展现的、他的叙述行为的画面（他的忏悔的录音）。无论如何，观众应该假设这一“视听化”、这一符号转换忠实于内夫对录音机口授的、看起来是连续的言语叙事。正是凭此可靠的公设，观众准备好接受众多的怪事，或在心理上见怪不怪：在他正讲述的故事世界里，叙述者本人却被从外部呈现，每一位人物都有自己的声音，而非叙述者的声音，一切细节（事件、动作、场景）全向我们展示，而叙述者的记忆理应有限，等等。这些不合理确实形成“加叙”，它们提供本来不该提供的信息，但它们使我相信虚构世界的一些惯例，以便我与人物及其视点相认同。　　也会发生超出一个特定时代的惯例使我能接受或忘却的一些叙事脱钩、在言语的叙事及它的符号转换之间造成裂痕的一些差异：　　a.被认作是人物所见与我们所见之间的差异。由此看来，《公民凯恩》里撒切尔的叙事和伯恩斯坦的叙事，两者的视听表现是很不相同的。前者从外部呈现撒切尔几乎不使我们惊讶，因为其中的大部分闪回就是以此方式表现的，并且画面只向我们展现他是见证人的场面。相反，伯恩斯坦的叙事始于凯恩和里兰乘坐出租马车到达《问事报》楼前的一个镜头，我们听到他们的谈话，这是很奇怪的，因为叙述者伯恩斯坦是在几秒钟后才坐在一辆堆满用具的马车上，跟随他的两位朋友进入场景的：他因而不应是此前场景部分的见证人……而他被认作是向采访他的记者汤普森转述此事的人。更难解释的是苏珊在歌剧院演唱的叙事，多种多样的镜头分别表现演出厅、提词员、包厢里的凯恩、撕碎节目单的里兰，这一次，我们看见各种不同的行动，叙述者苏珊却不可能是见证人。　　b.人物的讲述与我们的所见之间的差异。例如《一个乡村教士的日记》（罗贝尔??布莱松，1951），这部影片好像仅仅将教士每天在其日记本上所记录的事用画面加以表现，我们在他的背后看见伯爵夫人的女儿在侦察她的母亲和教士的谈话（图69-71）。在虚构世界中，教士对此一无所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托尔西教士才告诉他：“有人看见你和伯爵夫人谈话……”我们难以理解，在此情形下，这样一个镜头怎能被作为其日记的视觉表现。况且，在影片据以改编的贝尔纳诺斯的小说里，并没有与此画面相符合的对应物，至少在教士的叙事这方面；我们得知女孩的侦察是在很迟以后，仅仅通过托尔西教士谨慎地披露：“我假设她在花园里，在窗口下，窗台很高。”这里，日记叙述者一作者的权威因而受到质疑，所说的与所展现的无时不引发矛盾。比其他解说性的影片更加明显，上述视听化蕴涵并为观众建构一个更高层次的叙述者，其存在是更加可感觉到的，因为“私人日记”这种体裁只需要一个叙述机制：日记作者。　　这些“差异”同样会表现在新闻报道片和纪录片里。新闻片的“差异”发生在被认作是受访者所见与我们所见之间，当他说话时出现他没有提及的画面，或者为了讽刺，或者为了评判。纪录片的“差异”显示陈述机制的不协调，显示当画面里发生跳接时，在受访者的言谈中存在剪切。（这是威尔斯在《新闻集锦》里仿效的方法。）　　无论哪种情况，即使观众没有感觉到陈述，即使他在心理上忘却了电影语言特有的方法，他也会被提醒在他“信其言”的这一言语叙述者（明现的、内虚构世界的和视觉化的）之上或边上，存在一个影片的大影像师（暗隐的、外虚构世界的和不可见的），是“他”操作整个视听网。这一不可回避的存在，以新的方式再次得到确认。我们将虚构故事中的这个组织机制称作一个“暗隐的叙述者”，在纪录片或新闻报道片里，就是“纪录片工作者”或“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