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园 : 一部图文史

第四章 实用的植物 美妙的小东西，归根结底， 是我们父辈了解的美妙之物。 他们半数的药方可以让你起死回生， 他们大多的教导都是谬误。 ——鲁德亚德·吉卜林《我们的老父亲》，1897 人们与食用和药用植物有着密切联系。因此，zui早一批现代植物园与医药、农业等植物研究实践有关也并不稀奇。自古以来，对植物及其保存方法的研究都被明确证实以人类为中心、为了满足人类填饱肚子和改善健康的需求。埃及的《艾德温·史密斯纸草文稿》（前1550）涉及的药用植物至少可追溯至公元前3000年，公元后1500年欧洲的植物研究则是被迪奥斯科里德（“植物药理学之父”）和泰奥弗拉斯托斯（“植物学之父”）两人的著作所引导的。 植物研究通常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视角：哲学视角和应用视角。在西方文化中，哲学方法起源于希腊。收集植物学常识被归为医学等研究领域。然而“实用”常常被认作贬义词，“这是个模糊而愚蠢的词，从柏拉图时代至今，人们一直试图用这个词向别人隐瞒他们在一般性知识上一无所知的事实”。化学家罗伯特·波义耳（1627—1691）将炼金术士分为两类：重实践的“实验派”和重理论的“经验派”，他认为前者大多数是骗子，而后者态度认真；两者之间是通过经验获取知识和通过知识获取经验的差别，这种区分含有贬低的意味。 药用植物 在欧洲的医学界，诊断疾病的医生和直接为病人提供草药的药剂师各有分工。医生认为，细致的研究对有效利用植物制作药品非常重要；对植物错误鉴定可能有致命的效果。而收集、处理和售卖药用植物原料正是那些被污蔑的草药师和药剂师的工作。他们的技艺通常被归为迷信和秘术。泰奥弗拉斯托斯甚至嘲讽过用剑、狗和神奇圆圈采集曼德拉草的“繁文缛节”。形象学说的支持者威廉·柯尔曾抱怨医生们将采集药草的工作留给了药剂师，他们“通常听信那些愚蠢的采药姑娘的话，这些人带回的草药也通常并非他们所求，没有比这更令人难过的事了”。普林尼也在公元70年表达过类似的担忧：“可是渐渐地，经验这个在各领域，尤其是在医学领域zui为出色的老师让位于为文字，甚至只是言语。因为坐在讲堂听讲比起在特定季节去野外找寻各种植物更令人感到愉悦。” 1889年，牛津药剂师、植物学家乔治·德鲁斯抱怨道：“我们从事医学的朋友……几乎把植物学从他们的科学训练项目中除名了。他们要研制新的催眠药或者高效的可降温有机化合物，放在吱呀呀作响的药剂架上，我恐怕这种强烈的狂热会妨碍他们，让他们不再关注治疗学这更谦逊、更不张扬的‘仆从’。 ” 植物志 《大植物志》法语原著的英文译本（1526）是早期英国植物志中zui著名的，它强调了植物重要的实用功效，强调了上天赋予植物舒缓人类疾病的作用和自然界的启示。书中写道：“哦，这卷宏伟之书的读者或实践者，这本高贵的书是为你们准备的。我恳求你们运用智慧，审视上天赐予人类的恩典，使人类拥有完备的知识，认识到这本广博之书中所有草木的价值。” 16、17世纪的放血等疗法十分残忍，因此当时的人看起来也比今天的人更坚壮。尽管《大植物志》创作于大约五个世纪以前，它却持同样的看法：“古时候人们常常用它（白藜芦）入药，就像我们今天运用胶旋花一样。由于那时人类的体质更为强壮，或许可以忍受白藜芦的强药性，而现在人的体质则要弱得多。” 《大植物志》也灵活运用基督教神话和罗马、希腊神话。那些被疯狗咬过的人被劝诫去恳求圣母玛利亚，“你要是被咬了，就赶紧去教堂向圣母献上祭品，祈求帮助和痊愈”。而苦艾的医疗价值则被归功于罗马神话中的女神狄安娜。这本植物志zui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揭露了“制造假药”的方法以保护社会大众：“为了让你们远离那些贩卖假药的骗子”，也关注获取医疗信息的途径，“让你们了解人类如何利用花园绿植和田间野草，如何利用药剂师配制的昂贵药物”。 植物园提供了一个培训医生的机会，训练他们辨认自己所开药方中的植物，也就此铲除了卖假药的江湖骗子。17世纪初，药剂师约翰·帕金森出版了两本书，即《帕金森的人间天堂》和《植物剧院》，这两本书强调了关于植物的实用知识对于医生和药剂师的重要性。然而这两本基于帕金森实践经验的书，与约翰·杰拉德那本虚构的，甚至带有几分神话色彩的《植物志》（或称《植物通史》）（1597）相比，实在是鲜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