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名著丛书-傅斯:史学方法导论

史料论略
　　我们在上章讨论中国及欧洲历史学观念演进的时候，已经归纳到下列的几个结论：
　　一、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
　　二、著史的事业之进步，在于由人文的手段，变做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
　　三、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
　　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假如一件事只有一个记载，而这个记载和天地间一切其他记载（此处所谓记载，不专指文字，犹史料之不以文字为限。）不相干，则对这件事只好姑信姑疑，我们没有法子去对他做任何史学的工夫。假如天地间事都是这样，则没有一切科学了，史学也是其一。不过天地间事并不如此。物理化学的事件重复无数，故可以试验，地质生物的记载每有相互的关系，故有归纳的结论。历史的事件虽然一件事只有一次，但一个事件既不尽止有一个记载，所以这个事件在或种情形下，可以比较而得其近真；好几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关联的地方，更可以比较而得其头绪。
　　在中国详述比较史料的*早一部书，是《通鉴考异》。这是司马君实领导着刘攽、刘恕、范祖禹诸人做的。这里边可以看出史学方法的成熟和整理史料的标准。在西洋则这方法的成熟后了好几百年；到十七八世纪，这方法才算有自觉的完成了。
　　史学便是史料学：这话是我们讲这一课的中央题目。史料学便是比较方法之应用：这话是我们讨论这一篇的主旨。但史料是不同的，有来源的不同，有先后的不同，有价值的不同，有一切花样的不同。比较方法之使用，每每是“因时制宜”的。处理每一历史的事件，每每取用一种特别的手段，这手段在宗旨上诚然不过是比较，在迎合事体上却是甲不能转到乙，乙不能转到丙，丙不能转到丁……徒然高揭“史学的方法是以科学的比较为手段，去处理不同的记载"一个口号，仍不过是“托诸空言”；何如“见诸实事之深切著明”呢？所以我们把这一篇讨论分做几节，为每节举一个或若干个的实例，以见整理史料在实施上的意义。
　　**章史料之相对的价值
　　**节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
　　史料在一种意义上大致可以分做两类：一、直接的史料；二、间接的史料。凡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间接的史料。《周书》是间接的材料，毛公鼎则是直接的；《世本》是间接的材料（今已佚），卜辞则是直接的；《明史》是间接的材料，明档案则是直接的。以此类推。有些间接的材料和直接的差不多，例如《史记》所记秦刻石；有些便和直接的材料成极端的相反，例如《左传》《国语》中所载的那些语来语去。自然，直接的材料是*比较可信的，间接材料因转手的缘故容易被人更改或加减；但有时某一种直接的材料也许是孤立的，是例外的，而有时间接的材料反是前人精密归纳直接材料而得的：这个都不能一概论断，要随时随地的分别看看。
　　直接史料的出处大致有二：一、地下，二、古公廨、古庙宇及世家之所藏。不是一切东西都可在地下保存的，而文字所凭的材料，在后来的，几乎全不能在地下保存，如纸如帛。在早年的幸而所凭借者是骨，是金，是石，是陶，是泥；其是竹木的，只听见说在干燥的西域保存着，在中国北方的天气，已经很不适于保存这些东西于地下。至于世家，中国因为久不是封建的国家，所以是很少的，公廨庙宇是历经兵火匪劫的。所以敦煌的巨藏有一不有二，汲冢的故事一见不再见。竹书一类的东西，我也曾对之“寤寐思服”，梦想洛阳周冢，临淄齐冢，安知不如魏安僖王冢？不过洛阳陵墓已为官匪合作所盗尽，临淄滨海，气候较湿，这些梦想未必能实现于百一罢？直接材料的来源有些限制，所以每有偏重的现象。如殷卜辞所纪“在祀与戎”，而无政事。周金文偏记光宠，少记事迹。敦煌卷子少有全书。（其实敦煌卷子只可说是早年的间接材料，不得谓为直接材料。）明清内阁大库档案，都是些“断烂朝报”。若是我们不先对于间接材料有一番细工夫，这些直接材料之意义和位置，是不知道的；不知道则无从使用。所以玩古董的那么多，发明古史的何以那么少呢？写钟鼎的那么多，能借殷周文字以补证经传的何以只有许瀚、吴大澂、孙诒让、王国维几个人呢？何以翁方纲、罗振玉一般人都不能呢？（《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原是王国维作的，不是罗振玉的）珍藏唐写本的那么多，能知各种写本的互相位置者何以那么少呢？直接材料每每残缺，每每偏于小事，不靠较为普遍、略具系统的间接材料先作说明，何从了解这一件直接材料？所以持区区的金文，而不熟读经传的人，只能去做刻图章的匠人；明知《说文》有无穷的毛病，无限的错误，然而丢了它，金文更讲不通。
　　以上说直接材料的了解，靠间接材料做个预备，做个轮廓，做个界落。然而直接材料虽然不比间接材料全得多，却比间接材料正确得多。一件事经过三个人的口传便成谣言，我们现在看报纸的记载，竟那么靠不住。则时经百千年，辗转经若干人手的记载，假定中间人并无成见，并无恶意，已可使这材料全变一翻面目；何况人人免不了他自己时代的精神：即免不了他不自觉而实在深远的改动。一旦得到一个可信的材料，自然应该拿他去校正间接史料。间接史料的错误，靠他更正；间接史料的不足，靠他弥补；间接史料的错乱，靠他整齐；间接史料因经中间人手而成之灰沉沉样，靠它改给一个活泼泼的生气象。我们要能得到前人所得不到的史料，然后可以超越前人；我们要能使用新得材料于遗传材料上，然后可以超越同见这材料的同时人。那么以下两条路是不好走的：
　　一、只去玩弄直接材料，而不能把他应用到流传的材料中。例如玩古董的，刻图章的。
　　二、对新发现之直接材料深固闭拒的，例如根据秦人小篆，兼以汉儒所新造字，而高谈文始，同时说殷墟文字是刘铁云假造的章太炎。
　　标举三例，以见直接间接史料之互相为用。
　　例一王国维君《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王静安君所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两篇（《观堂集林》卷九），实在是近年汉学中*大的贡献之一。原文太长，现在只节录前篇的“王亥”、“王恒”、“上甲”三节，下篇的“商先王世数”一节，以见其方法。其实这个著作是不能割裂的，读者仍当取原书全看。
　　王君拿直接的史料，用细密的综合，得到了下列的几个大结果。**，证明《史记》袭《世本》说之不虚构；第二，改正了《史记》中所有由于传写而生的小错误；第三，于间接材料之矛盾中（《汉书》与《史记》），取决了是非。这是史学上再重要不过的事。至于附带的发现也多。假如王君不熟习经传，这些材料是不能用的；假如熟习经传者不用这些材料，经传中关涉此事一切语句之意义及是非是不能取决的。那么，王君这个工作，正可为我们上节所数陈的主旨作一个再好不过的实例。
　　王亥
　　卜辞多记祭王亥事，《殷虚书契前编》有二事，曰：贞于王亥（卷一第四十九叶），曰：贞之于王亥牛辛亥用（卷四第八叶）。后编又有七事，曰：贞于王亥求年（卷上**叶），曰：乙巳卜□贞之于王亥十（下阙同上第二十叶），曰：贞于王亥（同上第十九叶），曰：于王亥（同上第二十三叶），曰：癸卯□贞□□高祖王亥□□□（同上第二十一叶），曰：甲辰卜□贞辛亥于王亥卅牛十二月（同上第二十三叶），曰：贞登王亥羊（同上第二十六叶），曰：贞之于王亥羊□三百牛（同上第二十八叶）。龟甲兽骨文字有一事，曰：贞于王亥五牛（卷一第九叶）。观其祭日用辛亥，其牲用五牛，三十牛，四十牛，乃至三百牛，乃祭礼之*隆者，必为商之先王先公无疑。案：《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商先祖中无王亥。惟云：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索隐》：振，系本作核；《汉书·古今人表》作垓。然则《史记》之振当为核，或为垓字之讹也。《大荒东经》曰：有困民国，句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郭璞注引《竹书》曰：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杀其君绵臣也（此《竹书纪年》真本，郭氏隐括之如此）。今本《竹书纪年》，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师伐有易，杀其君绵臣。是《山海经》之王亥，古本《纪年》作殷王子亥，今本作殷侯子亥。又前于上甲微者一世，则为殷之先祖，冥之子，微之父，无疑。卜辞作王亥，正与《山海经》同。又祭王亥皆以亥日，则亥乃其正字，《世本》作核，《古今人表》作垓，皆其通假字；《史记》作振，则因与核或垓二字形近而讹。夫《山海经》一书，其文不雅驯，其中人物，世亦以子虚乌有视之。《纪年》一书，亦非可尽信者。而王亥之名竟于卜辞见之，其事虽未必尽然，而其人则确非虚构。可知古代传说存于周秦之间者，非绝无根据也。
　　王亥之名及其事迹，非徒见于《山海经》《竹书》，周秦间人著书多能道之。《吕览·勿躬篇》：王冰作服牛。案，篆文冰作，与亥字相似，王亦王亥之讹。《世本·作篇》，胲作服牛，（《初学记》卷九十引，又《御览》八百九十引《世本》，鮌作服牛，鮌亦胲之讹。《路史注》引《世本》胲为黄帝马医，常医龙。疑引宋衷注。《御览》引宋注曰：胲黄帝臣也，能驾牛。又云：少昊时人，始驾牛。皆汉人说，不足据。实则《作篇》之胲，即《帝系篇》之核也）其证也。服牛者，即《大荒东经》之仆牛，古服仆同音。《楚辞·天问》：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又曰：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该即胲，有扈即有易（说见下），朴牛亦即服牛。是《山海经》《天问》《吕览》《世本》皆以王亥为始作服牛之人。盖夏初奚仲作车，或尚以人挽之，至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而车之用益广。《管子·轻重戊》云：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盖古之有天下者，其先皆有大功德于天下。禹抑洪水，稷降嘉种，爰启夏周。商之相土王亥，盖亦其俦。然则王亥祀典之隆，亦以其为制作之圣人，非徒以其为先祖。周秦间王亥之传说，胥由是起也。
　　卜辞言王亥者九，其二有祭日，皆以辛亥，与祭大乙用乙日，祭大甲用甲日同例，是王亥确为殷人以辰为名之始，犹上甲微之为以日为名之始也。然观殷人之名，即不用日辰者，亦取于时为多，自契以下，若昭明，若昌若，若冥，皆含朝莫明晦之意，而王恒之名亦取象于月弦。是以时为名或号者，乃殷俗也。夏后氏之以日为名者，有孔甲，有履癸，要在王亥及上甲之后矣。
　　王恒
　　卜辞人名于王亥外又有王。其文曰：贞之于王（《铁云藏龟》**百九十九叶及《书契后编》卷上第九叶）。又曰：贞之于王（《后编》卷下第七叶）。又作王，曰：贞王□（下阙，《前编》卷七第十叶）。案，即恒字。《说文解字》二部；，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间，上下一心以舟施恒也。，古文从月。《诗》曰：如月之恒。案，许君既云古文从月，复引《诗》以释从月之意，而今本古文乃作，从二，从古文外，盖传写之讹，字当作。又，《说文》木部：曶，竟也，从木声。，古文曶。案，古从月之字，后或变而从舟，殷虚卜辞朝莫之朝作（《后编》卷下第三叶），从日月在茻间，与莫字从日在茻间同意，而篆文作，不从月而从舟。此例之本当作。曶鼎有字，从心从，与篆文之从者同，即之初字，可知一字。卜辞字从二从，（卜辞月字或作或作）其为二字，或恒字之省无疑。其作者，《诗·小雅》：如月之恒。毛传：恒，弦也。弦本弓上物，故字又从弓。然则二字，确为恒字。王恒之为殷先祖，惟见于《楚辞·天问》。《天问》自“简狄在台喾何宜”以下二十韵，皆述商事（前夏事后周事）。其问王亥以下数世事曰：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干协时舞，何以怀之？平胁曼肤，何以肥之？有扈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营班禄，不但还来？昏微遵迹，有狄不宁。何繁鸟萃棘，负子肆情？眩弟并淫，危害厥兄。何变化以作诈，后嗣而逢长？此十二韵以《大荒东经》及郭注所引《竹书》参证之，实纪王亥王恒及上甲微三世之事。而《山海经》《竹书》之有易，《天问》作有扈，乃字之误，盖后人多见有扈，少见有易，又同是夏时事，故改易为扈。下文又云：昏微遵迹，有狄不宁。昏微即上甲微，有狄亦即有易也。古狄易二字同音，故互相通假。《说文解字》辵部，逖之古文作逷。《书·牧誓》：逷矣西土之人。《尔雅》郭注引作逷矣西土之人。《书·多士》：离逷尔土。《诗·大雅》：用逷蛮方。《鲁颂》：狄彼东周。《毕狄钟》：毕狄不龚。此逖逷狄三字，异文同义。《史记·殷本纪》之简狄，《索隐》曰：旧本作易。《汉书·古今人表》作简逷。《白虎通·礼乐篇》：狄者，易也。是古狄易二字通。有狄即有易，上甲遵迹而有易不宁，是王亥弊于有易，非弊于有扈，故曰，扈当为易字之误也。狄易二字不知孰正孰借，其国当在大河之北，或在易水左右（孙氏之騄说）。盖商之先自冥治河，王亥迁殷（今本《竹书纪年》，帝芒三十三年，商侯迁于殷，其时商侯即王亥也。《山海经》注所引《真本竹书》，亦称王亥为殷王子亥，称殷不称商，则《今本纪年》此条，古本想亦有之。殷在河北，非亳殷，见余前撰《三代地理小记》），已由商邱越大河而北。故游牧于有易高爽之地，服牛之利即发现于此。有易之人杀王亥，取服牛，所谓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者也。其云有扈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者，似记王亥被杀之事。其云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者，恒盖该弟，与该同秉季德，复得该所失服牛也。所云昏微遵迹，有狄不宁者，谓上甲微能率循其先人之迹，有易与之有杀父之雠，故为之不宁也。繁鸟萃棘以下，当亦记上甲事，书阙有间，不敢妄为之说，然非如王逸章句所说，解居父及象事，固自显然。要之，《天问》所说当与《山海经》及《竹书纪年》同出一源，而《天问》就壁画发问，所记尤详。恒之一人，并为诸书所未载。卜辞之王恒，与王亥同以王称，其时代自当相接，而《天问》之该与恒，适与之相当，前后所陈又皆商家故事，则中间十二韵自系述王亥王恒上甲微三世之事。然则王亥与上甲微之间，又当有王恒一世。以《世本》《史记》所未载，《山经》《竹书》所不详，而今于卜辞得之；《天问》之辞，千古不能通其说者，而今由卜辞通之：此治史学与文学者所当同声称快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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