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也曾温柔

青萌逝水 若干年过去，又过了若干年，我始终不愿回忆我跟杨萌那段清浅如水的时光，连触碰一下都像会揭开一个惊天秘密那样，对任何人都只字不提。我曾经多么想把一切忘记，我在杨萌给我的唯一的照片的脸上贴了指甲盖那么大一片白纸，多次搬家后，那张贴了白纸的照片不记得被夹到哪本书里去了，想找，不知该从哪本书翻起。而现在，我却急于写下来，不为别的，是为了对抗遗忘。说不清楚从什么时候开始，记忆力雪崩式衰退，想象力却像入夏的野草，稍不留神便欲与天公试比高。这种此消彼长的情况一天天加剧，令人觉得恐怖，一旦记忆失真甚至消失，我便彻彻底底成为一个只有去途没有来路的人。 想想这人世间，谁不是这样呢？ 想到杨萌，首先跳进我脑海的是“四月”。对，四月，这是个表示时间的词语，这是大西南神秘的横断山区，深邃的安宁河谷的四月。这季节草长莺飞，繁花谢尽的枝头上，坠着一枚枚细小谦逊的小果子，带着茸毛和阳光的温暖，在风中闪着柔和的光芒。 四月浩荡的河谷风揉搓着我刚洗过的头发。我扭了扭脖子，甩了几下脑袋，头发就干了。一窝干干净净的长发就那么一根儿一根儿的，像野外柔曼青翠的垂地柳丝儿那样，在风中翻飞。 从宿舍到教室这段路，我走得特别轻快，暮春的阳光在我干净的发丝上闪着乌黑的光芒，这光芒如此活泼，蹦跳着，从这端哧溜一下滑到那端。 突然，从一堵围墙的后面走出一个女孩，横在我前面，定睛一看，杨萌。我立即被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大好的心情好似电灯被拉了闸门，一瞬间沉入黑暗。她威名在外，我怕她怕得要命，我不知道她会拿我怎样。 按照惯例，两个星期前，学校对初三年级进行分班考试。考得好的，也就是将来可能上高中或者中专的，放在一个班，叫快班；剩下的都被撵到慢班去。初三年级原本四个班，分班以后还是四个班，只是组成元素变了，一个快班，三个慢班。为了避免从前同班的学生在班级内部形成“帮派势力”，每个班不能进入快班的同学都被打乱了重新组合。 我于两个星期前跟杨萌做了同桌，做了同桌我才知道她是补习生。她的数学成绩特别好，她做完三道题目，我一道题目才解完；她做完整张试卷，我还有一半试题没做。在从前的班里，我是班长，成绩全班*好，从初一就“称王称霸”，已经成了习惯，突然到了高手如林的班级，无时无刻不感到失落。尤其跟像她这样数学成绩出类拔萃的同学做同桌，男子汉的那一点点尊严就像寒冰遇上烈火，眼看就快没有了。 恰在此时，教务处一个副主任来找我，对我说：“慢班现在连个班长都找不出来，眼看就要彻底垮杆了。你是两年多的老班长了，成绩好，能力强，三个慢班随你选一个，只有你去才能把他们统领起来。不管是什么样的乌合之众，只要有了班级灵魂，都能重新凝聚起来。骆远军，学校非常器重你，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请你顾全大局，到一个慢班去做班长。” 几句话说得我飘飘然，完全不考虑后果，收拾好书包，我就去了慢班教室。算起来，我只跟杨萌做了三天同桌。我选择了三年级四班。对这个选择我有自己的考虑，别人都说“不三不四”，也就是不是什么好东西，我选的这个班，既有三，又有四，当属顺卦。去了半节课，我就后悔了，什么顺卦，全班一大半的人连一元一次方程都不会解，没有哪个老师能讲课，讲了等于白讲，没有人听得懂。上课铃声响后，任课教师走进教室，命令大家紧闭门窗，不让外面任何声音传进来，也不让里面的任何声音传出去。之后，同学们只要不说话、不打架，便彻底自由，织毛衣的，下棋的，弹弹珠的，拍纸三角板的，穷形尽相，难以一一描述。这帮同学也许长期受到严格管教，训练有素，特别好管理，我喊他们朝东，他们绝对不会朝西，整天乐呵呵地围着我转，马屁一个接一个，个个都新奇有趣，让人十分受用。 一个星期下来，我已经忘记了我还有考高中、上大学的志向，也跟他们一起下象棋、弹弹珠、拍纸三角板。 直到我今天写下这些文字，她的样子仍然清晰如昨。在我的记忆中，她是那么清秀，俊眉明目，鼻子直，鼻尖凸出，似钩，瓜子脸，面色光洁。头发从中间分开，剪至齐衣领，像挂了两片灵动的黑绸，更像两道瀑布。衬衫和外套都是八十年代末*经典的大翻领，白色衬衫的领子翻上来，叠到外套领子上面。两个星期以前做同桌的时候，她穿的就是这一套。我们那个时候，无论男女同学，一年就那么两三套衣服，穿了一个星期，周末洗了晒干，再接着穿一个星期。识人的时候不用看脸，从后面看背影就能准确辨认。即使不同的人穿同样颜色和款式的衣服也能辨认——各人的衣服洗的次数不一样，衣服的颜色也不一样。 虽然只做了三天同桌，我已领教了她的厉害。她是个特别有主见的人，毫不含糊，语言简洁，直抵要害，说到哪里她就能做到哪里。这时候，她堵在我前面，极像古书上从莽莽黑松林中闪出的大侠，我猜想她会说“你为什么不留在快班啊？”或者说“留在慢班没有希望！”诸如此类的话。 她开口说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