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暗岁月

**章 史上空前的生化杀戮 一、集中营、难民所的“定义” 珍珠港事件之后，不到半年，丧心病狂的日本法西斯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就制造了三大屠杀事件，惨死于他们手上的难民、劳工和战俘达数十万之多。 *早发生的，当是南石头大屠杀。香港沦陷后，自1942年1月11日，便开出了**批难民船，人数从几千到上万不等，抵达南石头检疫所所在的码头的时间，则在1月12日至13日。这时，沙门氏菌的投放已经开始，死亡也从难民船一到达时便发生了。 在南石头以几百每日甚至更高的死亡速度“推进”之际，在菲律宾，则爆发了震惊西方世界的巴丹死亡行军。这次死亡者不是难民，而是已经放下了武器的战俘，被日军从巴丹押往106公里外的奥德内尔战俘营。从4月20日出发，几天之内，再加上在战俘营的时间，被屠杀与虐杀的战俘就超过半数，轮船转运中又死了2万多人。7．5万盟军俘虏死了近5万人，近三分之二。 而缅泰死亡铁路，几乎与巴丹死亡行军同时发生。一条在山峦与深涧中穿行的铁路，本须六年的计划才能完成，然而，在残暴的日军枪口与刺刀底下，仅仅一年多便铺设完毕。代价是，每公里铁路死亡人数为209人，与南石头每天死亡人数差不多，其中战俘死亡1．6万人，而劳工死亡人数则远远超过10万，一路上都是倒毙的尸体。 三大屠杀事件所致死亡人数，已超过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的30万，但对刽子手的清算却还没有彻底进行，尤其是广州南石头的死亡营。 一直以来，人们都在追问：在南石头难民所里究竟发生过怎样的人间惨剧？其惨剧程度到底有多大？我们所能知道或记录下来的有多少？有没有谁能比较完整地描绘或者追述当时发生的一切？ 对于这样的追问，我们无以回答。 就算有回答，也只能令人失望乃至绝望。 没有可能作出哪怕是百分之一的回应！ 一切都被“完美”地掩盖住了！ 德国法西斯的奥斯威辛集中营中被虐杀、毒气杀死的人数，都大致有一个统计，甚至某个纳粹分子手下死了几百几千人，有的还有个名字留下来。当这些集中营被解放时，里面还留有成千上万人。作为幸存者，他们大都保留了记忆，日后还出版了很多回忆录。对杀人者的追缉、追诉，到今天尚未停止，出版的研究著作更是难以计数。 也许是德国文化的严谨，有的集中营甚至还留有死难者或被关押者的名册。 然而，堪比奥斯威辛的南石头，我们却找不到多少幸存者。当然，也不可能发现什么“名册”，甚至一个大致的统计数字，都未必拿得出来。而加害者或杀人者的罪恶，更难以有什么记录。至于研究著作，更是只有寥寥几本。 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里斯在其著作《奥斯威辛：一部历史》中，就提到日本战犯杀人的心态——“无罪”心态： 我还见过一些日本战犯，他们曾犯下现代历史上*骇人听闻的暴行。在中国，日本士兵剖开产妇的肚皮，将刺刀刺向她们的腹中的胎儿，他们将农民捆起来当练习刺杀的活靶。日本人对成千上万无辜百姓的凌虐，毫不逊色于盖世太保*残忍的行为，而日本人的致命医学实验远远早于门格勒在奥斯威辛所做的研究。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门格勒的名字也许并不陌生，他是奥斯威辛集中营里臭名昭著的医生，负责对送进集中营的囚徒进行生死筛选，杀人无数，其人体实验更是令人发指。然而，对在南石头杀害更多囚徒的日本军医少将佐藤俊二，中国人却鲜有所知，那种悄无声息的规模性屠杀，迄今仍没几个人了解。 仍如里斯所说： 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些人具有某些“常人无法理解”的特质，但经过调查便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在一个高度军事化的社会中长大，接受过*严酷的军事训练，自孩童时代起就一直被灌输崇拜天皇的思想(天皇也是军队*高统帅)，准宗教性本是人之常情，而日本文化在历史上又不断强化着这种倾向。 于是，杀人，无非是按按电钮、送送试剂、计算用量那么简单，与被杀害者根本用不着面对面、无直接关系，于是，罪责感又从何而来呢？这比挥刀砍杀、开枪射击都简单得多、轻松得多，坐在办公室里边喝茶边按键都可完成。 科学的或医学的手段，把罪感化解于无形之中。 更何况，他们面对的是集中营或难民所这样的“化外之地”。 在中文语境中，“化外之地”，是无文明、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矩约束的地方。《辞源》修订本引《唐律疏义》释其意为：“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诸如食人族的“俗法”之类。 但这似乎并不很准确。 因为集中营、难民所是在人类文明业已存在数千年之后出现的，它们甚至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如同原子弹。 意大利政治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在其著作《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里，对集中营、难民所或收容所的存在，给予了本质性的分析。他认为，收容所中发生的事件，已超出了关于犯罪的司法概念，收容所是一个例外的空间，它被置于监狱法及刑法的权限范围之外，是被置于正常法律秩序之外的一片领地——这倒是接近于“化外之地”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