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地流转市场转型逻辑

绪 论 作为世界*大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农村问题始终是我国社会经济工作的重点。对于一个拥有9亿农民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农村土地问题是中央农村工作的关键性问题。伴随着1978年的改革开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和农村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这一改革直接促成了1978～1984年我国粮食产量的加速增长，但随后粮食种植的反复使得学术界对农地产权的作用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悲观态度。除了产权作用效果的转变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秉持的公平原则还使得农地细碎化和分散化经营成为长期制约农业增长的重要因素。无论是相对于欧洲、南美洲还是亚洲其他国家，农地细碎化的负面效应都越发突出。如果说粮食增产在改革开放初期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那么，保证粮食持续稳定供给则是新时代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的关键。尤其是在面临全球性经济危机和流行性疾病时，国际粮产品供给萎缩和国内农业生产受到冲击，都要求建立健全粮食战略储备体系。保证农产品供给并稳定战略储备，除了技术上的努力外，克服经营格局弊端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 随着1994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序幕拉开，农村劳动力开始持续向城镇转移。尤其是户籍制度改革后，我国经历了全世界*大规模的城乡劳动力流动。持续性的城乡要素流动，无疑为活跃农地流转市场提供了重要助力。借助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这一“东风”，我国首先通过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颁布，确认了农户对农地经营权的自由流转权能。从2004年开始，通过相应举措鼓励和引导农地流转，2008年和2009年更是通过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将推进农地流转作为当年农村工作的重点。随后的中央一号文件开始逐步强调引导和鼓励农地流转，并通过在“县—镇—村”三级建立农地流转平台，融通流转供需信息，进一步诱导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鼓励下，部分省级行政区甚至将农地流转作为县镇政府工作的考核内容，一度扭曲了中央政策的初衷。但无论如何，通过种种努力，我国农地流转实现了较高的增长率，尤其是为现阶段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打下了坚实基础。 借助国家推进农地流转的政策“东风”，大量研究也开始探讨农地流转对农村要素市场发育和农业生产率的影响。他们发现，农地流转不仅有助于激励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还可以促进农业生产性投资，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并增加农民收入。不可否认的是，农业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确实有助于提高其利用效率，甚至有助于深化农村社会化分工。众所周知，缺乏价格机制的引导或市场在要素配置中不起决定性作用，是不利于挖掘农地使用价值的。也正因为如此，张五常（）才认为，涵盖产权所有内容的三类权属中，交易权是关键。没有交易，就没有要素的自由流动，没有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分工就无法形成。如果假定农地使用权无法流动而农村劳动力大规模非农转移，那么农地的大范围抛荒是必然结果。也正是基于农地流转被赋予的交易属性及其可能具有的社会经济功能，学术界和政府对其抱有非常大的期待，由此产生了诸多支持性文献和文件。 在赋予农地流转莫大期许的同时，学术界几乎形成共识的是，我国农地流转市场中存在大量非正式交易。这些交易不仅伴随着低租金或零租金，甚至连起码的书面合同或者合约都没有，广泛存在于村庄内部和熟人之间，用于维持社会关系网络的农地流转，实际上并不能够被界定为纯粹的市场交易。既然不是市场交易，那么就不具备根据价格配置要素，进而提升农地使用效率的功能，更别提以这样的流转交易形式推动农村要素市场的发展了。如果将焦点放在关系型流转带来的物质财富积累上，那么不以市场利润为主要考核方式的生产经营不仅不会带来物质资料的积累，反而可能抑制农产品数量和质量的增长，进而造成社会财富的净损失。很显然，农地流转被学术界广泛认可的作用与目前我国农地流转市场的基本现状，在理论逻辑上是不一致的。在这样的矛盾中，将农地流转视为整体，然后进行回归估计，既忽略了理论逻辑，又违背了基本事实。 但不应忽视的问题是，熟人间流转必然是人格化交易吗？在经历了约20年的发展，我国的农地流转市场是否仍陷于封闭、割裂的格局之中？熟人网络对农业要素的配置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正处于历史转折点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造成整个社会关系网络的重塑。在进入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期之后，经济社会体制的变革也将彻底打破农村社会的封闭状态，促使要素配置的关系逻辑向市场逻辑转变。阿维纳什 迪克西特在其著作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一旦熟人网络内出现外部营利机会，关系型治理的基础也会变得薄弱。在农村职业分化和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农地将逐渐变为一部分经营主体谋生和赚取市场利润的生产要素。当农地被纳入市场经营活动中后，它的交易价值和交易逻辑均将发生显著改变。回看10年前的研究就会发现，当时的研究结论可能就是市场转型后农地流转所具备的功能。当然，面对这样一种可能，既不能靠猜测，又不能畏惧，必须借助全国性大调查，经过缜密的论证设计。如果说农地流转的作用转变是分工的必然结果，那么交易逻辑的转变就反映了农村社区关系的深刻转型。不论人们多么希望农村能够维持它在社会治理和传统保护中的作用，都不应忽视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 正如上文提到的，农地流转市场转型不仅反映了农业生产要素配置逻辑的转变，其还是农村社会经济转型的缩影。传统乡村依靠熟人网络维系，熟人网络的维系则是在血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上，通过要素配置或资源共享机制加以实施的。一旦作为农村*重要生产要素的农地使用和配置逻辑发生改变，那么不仅是农村经济将融入市场经济，乡村文化和习俗也将淹没在市场经济的洪流中，其产生的社会经济影响可能是深远的。当然，本书并不寄希望于完成这样一个宏大的选题，而是将目标集中于描述我国农地流转市场转型的现状、发生逻辑及其可能存在的经济效应。见微知著，本书的简明分析，有助于进一步延伸人们对农村社会文化、经济及其互动的思考，也可以为科学认识农业农村发展规律提供助益。 本书正是基于对已有研究的反思，并结合对现实世界的观测，试图论证农地流转市场所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转型。如果农地流转，尤其是发生于熟人网络中的流转交易已经开始向非人格化交易转变，随之而来的农村要素市场发展就会对整个农业发展造成重要影响，也会对农业农村改革提出新的要求。为了论证农地流转市场转型及其内在逻辑，本书按照“现状—机理—效应”的基本思路展开。 首先，农地流转市场转型是一个新颖的概念，与已有研究的判断存在较大差异。无论是出于严谨的考虑，还是出于为下一步分析奠定基础的考虑，阐述农地流转市场转型的现状都是不可或缺的。为此，作者首先借助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户调查数据，考察了农地流转市场化的现状。然后，进一步分析了2019年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地流转市场化状况，以此说明欠发达地区农村的要素配置及其可能隐含的转型逻辑，即本书采用“全国+欠发达地区”的双重样本进行描述性分析，以系统、全面地刻画农地流转市场转型的现状。 其次，在描述农地流转市场转型现状的基础上，本书将揭示其内在发生逻辑。本书按照“产权完善—职业分化—外生冲击”的顺序展开分析。其原因在于，产权完善是交易发生的基本前提。缺乏稳定的农地产权，经营的预期将不稳定。那些出于营利性动机流转农地的主体将面临利润损失的高风险，这将显著抑制农地的市场交易。职业分化是农地流转市场化的必要条件。没有农村居民的职业分化，农地经营权将缺乏供给，也难以形成专业化的农地经营者。在没有专业化和规模化促成的经济绩效增长时，市场流转是难以发生的，即分工是市场经济和规模经济形成的必要条件。外生冲击，尤其是外来流转主体的出现是农地流转市场化的重要诱因。引入外部流转主体，是强化局部流转市场化的重要方式。尤其是在封闭市场难以内生出市场型流转的情况下，从外部引入市场型交易有助于打破人格化交易的格局。在此基础上，借助加里 贝克尔的社会互动理论和奥利弗 哈特的参照系理论，揭示外来流转主体实施的局部市场化流转是如何诱发熟人间流转市场化的。 *后，本书对农地流转市场化的效应进行了分析，具体按照“劳动配置效应—种植结构调整效应—农业绩效改善效应”展开。农地流转的市场化，首先，对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产生重要影响。在营利性动机转入农地后，经营主体将调整要素配置结构，增加生产性投资，进而实现经营利润的*大化。随着预期经营利润的增加，农业劳动力的生产率将得到改善，从而诱发更多的农业就业。其次，经营利润*大化目标的实现，不仅在于生产要素的调整，还在于种植类型的转变。通过种植经济附加值更高的农作物品种，改变农地的使用价值，从而提高农业经营利润。*后，农地流转的市场化在调整生产要素配置，转变种植结构的过程中，是否可以有效改善农业经营绩效也是本书关注的重点。从逻辑上来说，市场在配置要素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改善经济绩效。 由此，本书将分别对农地流转市场转型的现状、内在运行机理及其效应展开阐述，主要篇章内容如下。 **章是“农地流转市场转型现状：全国证据”，主要利用2015年CHFS的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户调查数据，分析我国农地流转市场的现状。结果显示，有超过80%的转入户是与村庄内的熟人发生流转交易的，但这些交易中有52.5%是出于营利性动机发生的，且其平均租金达到了320.165元/（亩 a）。进一步证据表明，熟人间流转与非熟人间流转在农地租金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一直被视为非正式的熟人间流转，经历了近20年的社会经济发展，已经逐渐转变为市场型交易。借助迪克西特的贸易模型，该章也指出，熟人间流转并不存在所谓的违约风险高、农地破坏等交易特征。农地的不可移动性和村庄规模偏小决定了监督成本和信息披露成本极低。由此表明，农地流转市场中的人格化交易已经降到了较低水平，这一发现对于重新审视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章是“欠发达地区农地流转市场转型现状：西南五省（自治区、直辖市）调查”，本章在**章的基础上，进一步利用我国欠发达地区的农户调查证据，考察农地流转市场转型是否在经济较为落后地区的农村依然成立。众所周知，经济越是落后的地区，农村社会的封闭性就越强，社会关系网络在要素配置中的作用就越明显。如果我国欠发达地区的农地流转已经呈现较高的市场化程度，那么无疑强化了本书出发点的准确性。利用贵州、云南、四川、广西、重庆的农户调查数据，在考虑内生性的前提下，发生于不同交易主体间的农地流转伴随着无差异的农地租金。由此表明，欠发达地区的熟人间流转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市场化趋势，这进一步强化了本书判断的合理性。 第三章是“农地流转市场转型的产权逻辑”，主要分析了农地产权对农地流转市场化的影响。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是产权稳定，市场化的发展则是产权边界明晰的结果。只有当主体被赋予自由的决策和行为空间后，生产要素才可能在人们逐利的过程中实现更高效率的配置和使用。本章分析发现，稳定的农地产权对于提高农地交易价值具有激励作用。即使是熟人间流转，农地产权稳定性的提高也会诱发营利性动机的出现，并提高农地租金。由此表明，稳定的农地产权有助于激励农地流转的市场化。 第四章是“农地流转市场转型的职业分化逻辑”，主要分析了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对农地流转市场化的影响。对于市场化的发展，产权是基础，职业分化是必要条件。没有职业分化和专业化分工，农地流转将缺乏动力，市场供给也将不足。本章发现，随着更多的农业劳动力进入非农行业从事专业化生产，农户对农地供给的需求增加。对于那些将劳动力主要投入农业生产中的农户，他们租入农地从事农业专业化生产的积极性增加。而且从事农业专业化生产的农户更可能出于营利性动机转入农地，并支付更高的农地租金。伴随着农业专业化生产的是，转入户将把流转农地更多地用于“非粮化”生产。由此表明，随着农村劳动力自发地在非农行业和农业中进行专业化生产，农地的交易价值会显著提升，交易也将从人格化转向非人格化。 第五章是“农地流转市场转型的公共干预逻辑”，该章重点探讨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