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研究入门

据人类学家新吉乐图（Shinjilt）研究，在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某乡乡民在1954年被认定为蒙古族，到1958年却被当作藏族，到1982年，该乡几乎全部居民又被从藏族改作蒙古族。该区域的蒙古人古代属和硕特部，其一部演变为河南蒙旗。但该区域居民多数说藏语，故河南蒙旗人也学会了藏语，并受藏族文化影响（现已基本不通蒙古语）。 客家人居住于华南及东南亚等地区，说客家话（汉语方言之一），被视为拥有独自文化传统的“民系”。不过，人类学家濑川昌久曾指出，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客家”这一群体意识并非总是带有特别意义；就与操广东话的当地人的关系来看，有时其归属意识由本地人转换为客家人，或反之由客家人转换为本地人。 20世纪初，民族概念引入中国，成为各地发生争执的原因之一。辛亥革命的意识形态含有排满因素，而排满无疑体现汉族做国家主人的主张。当然，彼时论者的主张十分复杂，但在华南，是否为汉族是关乎政治地位的重要问题。正因如此，比如有的教材称客家不是汉族而招致激烈批判。而认为孙中山是客家人的主张，则民国时期客家人提高地位。据笔者管见，似并无史料显示孙中山曾自称客家，但在当今，孙中山是客家人已属众所周知。这或许也是包括国民党要人在内的客家人多方宣传的结果。 人口大量流入是城市的特征之一。而城市社会则存在以籍贯为背景的歧视性构造。比如，根据洪成和研究，在18世纪的苏州，从事棉布砑光的踹匠多从江宁府迁居而来。踹匠从事单纯的重体力劳动，初时曾与地痞无赖彼此勾连，故成为治安监管的对象。而苏州附近掌握相当技术的工匠则从事丝织工等较好工种，收徒时也从自己的家乡寻找。就这样，城市人所从事的工种因籍贯不同而有天壤之别，且极易形成固定阶层。 同样现象，在19世纪以后仍然存在。韩起澜的研究将焦点指向近代上海“苏北人”的地位，并揭示了歧视的构造。从江苏省北部来到上海的“苏北人”，较之来自其他地区的工人，很少从事较好职业，贫穷且居住环境恶劣，故而在上海深受歧视；而这种歧视本身又影响到“苏北人”的就业，致使其经济地位难以改善。按韩起澜的理解，这是通过移居形成族性的过程。 阅读中国学者的研究必须慎重。不少著述基本要领不规范，如史料涉猎半途而废、原始史料注释不清晰因而无法确认等。史料收集本应认真、周全，总期自己走过之后不再有一页遗漏。但不少中国学者研究后，后来者还得再费搜寻工夫。就像收割庄稼，他们随便割几镰就走，别人不得不再仔细收割一遍，令人困惑不已。无论怎么看，这都是在浪费研究资源。笔者身为外国人却不禁担忧的是，中国学术界如果不排除重复研究造成的浪费，学者人数再多，学术研究也不会有长足进步。 政治活动，只要打着实现“社会正义”的旗号，就脱不掉某种主观色彩。难办的是，近代以后，这种主观色彩披上了各种意识形态的外衣。“革命”“运动”多发的中国20世纪往往既被称为“政治世纪”，也被称为“意识形态世纪”，其原因在此。而更难办的是，这些“革命”“运动”多半不会一次性完结，而是意识形态所规定的下一次“革命”“运动”的铺垫或预告。既然如此，后世的“政治史”研究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研究对象——政党、政派、政治家——的意识形态（或与之抗衡的其他意识形态）的影响。借用陈独秀的话，政治史研究，只要是在政治的世纪进行，就不可能有“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世外桃源可供逃避。 无论是中国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其对政府的影响都是决定性的，因此，如果不对党的会议记录、通知、报告等进行分析，就无法了解政治取向的决定过程。例如，林森自1931年起担任国民政府主席长达十二年，但恐怕无人认为循着他的足迹就可探明该时期政治的变化过程。因为，该时期实质性的决定权显然掌握在党（国民党）手里。至于共产党，其上还有来自共产国际的巨大影响，分析起来困难更大。 此外还须考虑意识形态要素。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历史史料都是在与意识形态敌人持续斗争的情况下编纂的。为了给本党及时任领导人的正统性、权威性提供历史根据，其史料编纂过程往往不可避免地受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事后，有时也发生在政治文件撰写、发表的阶段。国民党**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1月）的宣言就是如此。 众所周知，张学良发动兵谏囚禁蒋介石，令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共以及苏联各方都猝不及防。该事件经长达两周的交涉得到解决，蒋回到南京。不过，近年的研究显示，信息操作促成了事件和平解决。首先是事件发生后为打破僵局而从南京来到西安的宋子文。此时蒋介石坚决拒绝接受张学良等人的主张，要求来访的宋子文转告南京：对西安实行武力讨伐，不得犹豫。但宋发现蒋的态度有转圜迹象，在返回南京前向张学良作了暗示，而对南京方面则没有立即转达蒋允许武力讨伐的意向。宋的举动或与他本人的立场不无关系，他对建立举国抗日体制一直持积极态度；但他如此处理，的确促使南京方面迅速软化态度而转向和平交涉。 其次，事件发生后支持张学良的中共方面，在向张转达共产国际（苏联）的态度时也进行了信息操作。张学良似乎估计共产国际、中共会支持自己的行动，实际上中共的基本态度也的确是支持张学良，但一直不太相信张的共产国际却并非如此。共产国际得到事变的消息后发电报给中共称：不管张的意图如何，他们的行动会妨碍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只能助长日本进一步对华侵略，并明确指示和平解决。对急于了解莫斯科意向的张学良，中共方面把指示中指责张的部分隐去，只转达了希望和平解决的部分。中共的政治判断或许是，若把莫斯科的指示全文出示给认为中共和共产国际持一致立场的张学良，将会破坏和他的合作关系。 上述宋子文和中共的做法，都是为和平解决事变而采取的信息处理措施。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不难推测，如果他们不那样处理，而是如实转达，则西安事变很可能演变成另外局面。而因档案开放，此类有关情报传递的史料也已不难获取，政治史研究也应更加关注许多事件是在怎样的信息条件下发生、传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