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与归属:民国新女性的精神史

1929年2月8日，是旧历年的腊月二十九，再过一天就是年三十了。虽然此时的南京国民政府正在大力推行废除旧历及其相关岁时年节的运动，并将之上升到了反封建的国民革命高度，但是老百姓显然对这些由来久远的“封建节庆”怀有很深的感情。漂泊在上海的谢冰莹，这几日晚上就能“时时听见(鞭)炮声”。这些熟悉的声音也勾起了她的思乡之情,不过,对于23岁的她来说，今年注定是要留在上海过节了。此时的她，正坐在书桌前，给春潮书局的编辑夏康农写一封长信。 受到知名教授林语堂和编辑孙伏园的推荐，春潮书局准备将谢冰莹两年前发表在《中央日报副刊》上的几篇文章编成一本小书,以“从军日记”的名称出版。这几篇文章是她1927年参加北伐女兵队时的军旅文字，曾引起过很大的反响,林语堂还将其翻译为英文发表。可是，如果要出单行本，现有的篇幅过短，林语堂和书局都建议谢冰莹再写几篇，扩充书稿的内容。因而谢冰莹的这封长信并不只是一封单纯的私人信件，同时也是一篇向书局交付的文稿,她将其取名为《给KL》。 这封给KL(康农)先生的信，在《从军日记》书中一经发表，引起的读者反响不亚于她之前的军旅文字。该书法文版译者汪德耀就曾回忆自己读后深受感动:“尤其是那篇作为‘后记’的‘致KL的信’（即《给KL》）更是打动了我，写出了冰莹在大革命失败后思想上的苦闷和生活上的坎坷、艰辛。” 之前的军旅文字之所以引起国内外人士的关注,是因为女兵写作这一事件本身即引发了人们有关新一代中国女性的朝气与才识的联想。正如林语堂所说:“我们读这些文章时,只看见一位年青女子，身穿军装，足着草鞋，在晨光稀微的沙场上，拿一根自来水笔靠着膝上振笔直书，不暇改窜，戎马倥偬，束装待发的情景。”可是这篇《给KL》却颇异其趣，它叙述了一个与家庭决裂的离家者对母亲的眷念与同情，文字间弥漫着“有家不能回”的悲伤。对于这篇“应了编印者的征求,临时添凑的文字”，编辑曾抒发过这样的感慨：它一改“湘鄂界上驰骋沙场的欢畅”，“成了上海亭子间里的凄哀，是至性至情的血肉，是真革命者的悲伤”。 这封信虽然算作谢冰莹的一篇文学作品，不过，信中很多细节、处境与谢冰莹的遭遇是相吻合的，具有相当的纪实性。不论是书中林语堂的序，还是后来再版时谢冰莹的《再版的几句话》，都显示出此时的谢冰莹写作状态不佳，对于补充到书稿中的新文章，一直“写不出来”。面对新年的到来，这位客居上海的年轻女性，又陷入了对母亲和故乡的深深思念。结合她之后频繁书写的有关母亲的文字，比如在北平读书期间因过年不能回家而写的《望断天涯儿不归》、母亲去世后所写的《我的母亲》，可以看出，这篇《给KL》确实是她内心的独白。正如她在此书再版时所说，这篇文章“只是赤裸裸地说出我当时所要说的话”。 对于谢冰莹来说，悲伤的源头是她与母亲关系的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