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设计实践的智慧化-——开放、共享、适应、变化

第1章 本原与载体 首先要声明的是，本书不是一个关于建筑设计理论的框架、方向或者更新，甚至也不是一本与建筑设计理论有关的书。本书的重点是要描述设计实践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和疑惑。设计实践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化的过程。这个系统涉及的因素过多，维度复杂，维度之间的动态关系随时间在不断变化，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藉一己或某一有限人数的团队之力显然是无法给出“如何做设计”这个和时间有密切关系的问题的确定答案的。 然而，“如何做设计”这个问题也正是学建筑的学生、刚刚进入建筑行业的实习生、工作有一定年限仍然心存疑惑的建筑设计从业者甚至已经成熟的建筑师反复追问的问题。市面上已经有很多的关于图形拆解、实例分析的著作可以让不同阶段的人按图索骥，寻找合适自己的方法。但是在国内大部分建筑学的学生都是招收自理科生的现状下，发散式的回答或者直接给出结果的方式都难以满足这种教育习惯下的提问者。建筑学教师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回答这一问题，把问题拆解成“How——设计技巧”“Why——设计依据”“What——设计目标”三部分，力图让学生可以在迷雾中自主找到一个方向标识。这种只给出标识的回答方式似乎更容易让提问者满意，也更容易把提问者推向他想要去的方向。注意，这里说的是“他想要去的方向”，而不是“正确的方向”。 本书的目标是寻找合适的方向。书中提出了一些中国建筑师在设计实践过程中普遍面临的问题，借助同跨学科研究者合作的经验，描述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在解决建筑实践问题的方向上有什么不同。 建筑学对设计实践的探讨其实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既有皓首穷经历数十年形成的希图可以给后来者一个明确轨迹的一整套完整的方法，也有简单粗暴的口号式总结被数代建筑人奉为圭臬。然而作为建筑从业者，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的有过暂时的迷惑，大多数时候，图形、符号或者金句在真题和复杂的国情面前不但发挥不了作用，还时不时遭遇“撞脸”。大到国家规范小到地方法规都会严格规定建筑师不能做什么，建筑师们面临的*频繁的问题却是文字间没有叙述的“做什么”。文件、任务书和指令指向的是愿景，却没有清晰可作为依据的“为什么”。建筑实践者们被迫在规范中挖掘空隙，在文本和话语中寻找模糊的使用者，把空隙和模糊作为依据在自己的设计文件中进行软弱无力而又声嘶力竭地强调，用酷炫的视觉冲击转移各方的注意力，以图避开设计*应该解决的“怎么做”的问题。 “怎么做”里包含了太多的数据、经验、逻辑，作为国际大工地的中国建筑行业已经鲜有时间去验证数据、总结经验、梳理逻辑。“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岂不知，这一“快”也是建立在经年累月的重复练习的基础上。人类虽然已经进入信息时代，但是即便是信息科学本身也还没有发展到可以直接将知识转存到人类的头脑之中。各种信息的开放以及“不想输在起跑线上”的心理加上几千年固有传统观念的沉滞混合成了当今中国建筑界的特殊的审美抉择，这种审美表现出更多的茫然无措，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仅仅占据了主流，而且扰乱了大众审美的观念。建筑作为记忆的场所，在人们还没有来得及记住的时间段里就消失了，消失的速度远远大于人们回忆的速度。20世纪90年代之前，人们还试图在童年成长的环境里寻找自我和他人之间的联系，建设和拆除的快速更迭造成记忆场所的不断消失，迫使人们不得不把他人、过去连同自我快速地甩在身后。人们迫不及待地由一个新城镇奔向下一个更新的城镇，像是永远无处落脚也无法停留的无主魂灵。新兴的文艺青年们开始在残留的并不属于自己过去的废墟里寻找记忆，在废墟里重建那些模糊的记忆，大都市里几乎没有人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超过五十年的居所，居民搬进搬出，孩子们刻在墙上的身高标识不到成年就被多次毁掉。建筑的短命促成了城市彻底的更新，这种更新带来的是精神层面上的惘然，建筑师们和建设者们站在曲径分叉的路口，不知如何抉择。 所有的参与者都知道在建筑设计之初强调功能要满足使用者的需要，并且为此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物力编撰建筑设计任务书，专业的研究者们也集中力量探讨如何在建筑策划阶段使得任务书足够科学，即便如此，仍然避免不了许多当时优秀的作品在建成不久即遭拆除的命运，拆除的原因各色各样，但都逃不出一个共同的理由：功能生命完结了。由此滋生的资源浪费是有目共睹的。继而生发出更多的技术问题，如何再利用建筑废料，如何采用可回收的建筑材料，如何推广更容易拆除的异地重建的建筑。毋庸讳言，与建筑行业有关的各行各业已经在这一问题上付出了*大的努力，人人都知道问题的症结在于功能生命和物质生命的不匹配，残留的建筑就像他人的躯壳，试图在里面装进新的灵魂似乎变成了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任务。也许当前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给旧的躯壳装进新的灵魂，而是如何更新旧有的灵魂，使得建筑也能够身心合一，使建筑的功能生命能够得以和物质生命共同进化。如今，人们已经有了*好的科技来更新肌体的组成部分，脑科学家们也一直致力于研究如何延续人的智慧。建筑作为人类抵御自然、在自然中生存、获得物质和精神双重保障的共生物，难道不应该和人类一起进化，从而真正具有和人类共生的能力吗？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人们不断提及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和城市的智慧化，却忽略了建筑这一城市组成的基本单元的不可持续性在于建筑设计实践过程的僵化。这种僵化正是由建筑界盲目追逐高速的科技发展的过程中的疲累所造成的。人们努力地把一切可以找得到的科技手段应用到建筑表皮及技术设计中去，设计出更多刺激视觉和感官的庞然大物。*新的科技一定是*具创意的。建筑设计成了竞技场，设计师们在这里比拼，看谁能找到*高科技合作者，或者谁能拥有*新科技手段。科技模糊了创意，建筑师们分化成高技派和朴素派，高技派们停留在主流市场，朴素派们带着疑惑转向小众的私人或自建项目。有趣的是，两派在彼此批判的同时互相觊觎，甚至有许多建筑师试图游离在两者之间。当然也有人试图去改变这一过程，在大型项目里寻找有机动态变化的过程控制，或者在小型项目里注入更多技术的影响。剥离掉建筑设计来自于灵感黑箱这一因素，建筑设计的过程是否可控这一问题，是本书的写作初衷，也是本书的成因，同时也希望借助本书的抽丝剥茧引发更大的蝴蝶效应。 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生活方式的快速变化，中国建筑经历了需求模式以及功能构成的加速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表现在变化的频率上，也表现在变化的速度上，并贯穿了前期、设计、建设、维护及重建等建筑生命周期的所有阶段。这一现象在中国各大城市及城镇大范围存在，并没有出现过某一个较为稳定或停滞的阶段。事实上在整个中国建筑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变化也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早期的变化是以朝代的更替为明确的分界线，每个朝代的更替，多多少少会造成建筑风格、等级、群落的型制发生变化。由于经济和技术的限制，过去种种的变化并未像近几十年的变化如此多样，如此难以归类。由于建筑设计实践产生的各类数据多样、繁杂，基于近几十年的建筑设计风格的系统化理论研究几乎是空白。中国建筑在近几十年里既没有抓住传统的尾巴，也没形成自己独有的明确的风格，这是令人痛心的。问题在于，建筑师们一方面疲于跟进高速前进的科技的脚步，一方面又背负着惊人的建筑面积完成量指标。扯着高科技的尾翼尘沙满面，负重奔跑的人既无法顾及风景，更无法顾及自我形象。住宅、办公、展览建筑，建筑师们在各个领域都努力试图冲破传统和国际的两重枷锁，创造出属于中国独有的建筑空间和造型风格。即便如此，风格创立的速度远远跟不上建筑更新的速度，往往某一建筑风格突现，尚未来得及在业界或大众审美中进行传播，就已经面临被拆除或更新的命运。 因此，大部分的中国建筑师面临着“找不到北”的设计困境。这种困境基于千百年的文化传承却苦于无例可循，基于普遍而强大的西方文化的冲击却又无根可植。符号、概念、比例、空间，究竟哪一种方法或哪几种方法的混合能够在专业审美和大众审美的层面上取得*大程度的认可，已经成了困扰实践建筑师的核心问题。 从时间轨迹上来看，中国现代建筑的历史是从1949年开始的，而现代建筑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建筑师自发的采取了各自熟悉的、*能适应当时形势的现代建筑原则，即重视基本功能、追求经济效果和创造简约的现代形式，也为这一时期留下了一些优秀的经典作品，如北京百万庄居住区、天津中山门工人新村、同济大学文远楼等（邹德侬，2010）。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现代建筑的风格并没有严格的断代界定，邹德农教授在中国现代建筑史的编写中对建筑风格也给予了不同的描述。本文参考了中国现代建筑史的时间节点，但是为了叙事方便，按照建筑发展的各方参与程度简单地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 初期（20世纪早期到70年代）阶段，主要的建筑形式基于新型城镇建设发展的目的，公共建筑设计和建设都是计划性、指令性的活动。这期间也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探索风格的作品，早期由杨廷宝先生设计的东南大学大礼堂（图1-1）就是典型的代表。这一时期的建筑师作品在公共建筑上开始探索一些对中式传统风格和欧式风格甚至国际现代主义运动的结合，由于功能和经济的要求，建筑的平面多采用中规中矩的规则对称空间。而民宅由于城市人口数量的原因，依然保留原有大量的自建平房及宅院。无论公建还是居住建筑都开始脱离千百年来沿革制式的传承，发生着缓慢变化。 图1-1 杨廷宝设计的东南大学大礼堂（南京工学院建筑研究所，1983) 除了依照旧制的私宅改扩建及加建，土地的归属决定了建设各方的立场。国有企业作为大城市企业构成的主要形态，由于土地公有，城镇住宅建设的主体也属国有。在当时的人口增长状况下，住宅一直处在刚需，但受经济条件限制且建设速度缓慢，加之建筑技术及构造的条件的落后，初期的建设规模和建设速度增长缓慢。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并未进入高科技时代，生活习惯仍然停留在农耕文化时代，导致建设方及使用方对住宅功能的认知均不完善，只能满足基本的生理需求。这一时期城市工人比较集中的大的企事业单位住宅形式是被称为“筒子楼”的介于公寓和住宅之间的建筑。“筒子楼”一般不超过五层，有简单的公用盥洗间、厕所，但是没有厨房。作为宿舍到住宅之间的过渡形式，“筒子楼”存在了几十年，直至20世纪末才开始渐渐成为被淘汰的建筑形式。这种筒子楼成为一代人的记忆，同时也成为一个特殊时间段的生活方式的象征。筒子楼的出现和消亡记述了建筑功能生命随着人的需求而变化的过程。 中期（20世纪70年代末到20世纪末）阶段，国有经济形式和私有经济形式共存，改革开放带来了人们视野和欲求的变化，以及生活方式的变化。人们开始具有生活私密性的意识，这在“筒子楼”时代是不存在的。住宅的承建主体依然以国有企业为主，因此住宅的功能共性也仍旧是平面构成的主要依据。经济因素依然大过使用因素，这一时期的住宅主要特征是面积小、布局简易但是具备内部卫生间以及简易厨房，较之以前把生活私密性的需求扩大了。 后期（20世纪末至今）阶段，新世纪信息的涌入对于建筑设计的影响与之前不可同日而语。居住者对于住宅功能的要求开始上升到精神层面，改建和拆迁随处可见。大量90年代建设的多层砖混或者大板等构造体系的居民小区以及城中村改造项目，寿命还不到20年就开始进入被拆除的行列。反复的拆迁自此开始成为中国建设高速前进的标志性行为。 公共建筑也面临同样的命运。公共建筑从建设方来看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有中国特色的单位自建办公楼。早期的办公楼以单位和职称为级别来界定办公的面积和规模，在市场化和公司化之后也进入改建之列。另一种是大型公共建筑，随着现代化带来的物质技术力量的迅疾扩散、媒体的逐步开放、生活方式的快速全球化，大量的旧火车站、旧体育馆也已被列入拆除行列。建筑物质的“长寿”和功能的“短命”成为设计界面临的严峻问题。既有建筑改建已经提上议程，全社会乃至设计界都认识到由于资源和土地的原因，改扩建将是大势所趋，可是即便如此，课题的研究和建筑设计实践仍然有着巨大的差距。 一方面，大的全球化发展方向使有良知的建筑师都认识到，大量的拆建是在全球化可持续化语境下的建设误区。可是在宏观的全球化需求和微观的客户需求之间显然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