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政治经济与区域社会研究

曹锟“贿选”控告的法律证据研究 杨天宏 1923年9月24日，曹锟的名字出现在美国《时代》(《Time》)周刊上。这是这一世界性刊物出现的**个中国人的名字，该刊在报道中国正紧锣密鼓进行的总统选举的同时，还配发了他的照片①。10天以后，曹锟当选总统。10月15日出版的《时代》周刊以“新总统”为题追踪报道了这一重大事件： 东方的速率简直令西方世界难以置信，中国国会重新召集，通宵达旦选举总统。 参、众两院共590名议员聚集在国会大厅，大门正式“锁闭”后，选举开始。结果直隶督军曹锟当选总统，接替三个月前离京赴津的前总统黎元洪。曹锟系以超出法定*低票数50票当选，但有报道称，他赢得选举是靠贿赂议员，每人支付了五千大洋。曹将军是位军事强人，既然他能成功地赢得吴佩孚将军的支持，从军事角度来看，他的地位将难以撼动。② 《时代》周刊在记述曹锟“贿选”消息时，谨慎地用了“有报道称”的新闻术语。作为其消息来源的中国国内报刊，则几乎众口一词地称曹锟“贿选”，并对接受“贿赂”的议员加以谴责，贬为“猪仔”。受媒体宣传影响，当时社会各界，包括头脑相对冷静的思想界及学界人士，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大选前夕，认为直系有“勾绪英、美帝国主义”倾向的陈独秀，预料曹锟当选将成事实，专门写了《曹锟贿选与中国前途》一文，号召“于曹锟贿选未实现以前，各阶级同时起来做一严重的表示”，以便“驱除国贼”①。一向以善辨真伪著称的胡适，也著文指责曹锟“贿选”，称“拜金的国会议员已把曹锟捧进新华门了”②。就连标榜早已脱离政治、“满脑子都是顾亭林、戴东原，更无余裕管闲事”的梁启超，亦对曹锟在大选期间的作为不满，特致函曹氏，劝其“勒马悬崖，放刀成佛”，否则“曰以谤书，无所逃罪”③。 作为利害关系的一方，反直派国会议员情绪尤为亢奋。滇籍议员刘楚湘搜集各方揭露“贿选”的言论，编成　　曹锟“贿选”指控对当时政局乃至后来中国政治走向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其直接后果是曹锟刚取得的统治的“合法性”与“合道性”受到质疑。1923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师生于建校25周年纪念日做了一次民意测验，其巾第～问为“你对于曹锟做总统有何感想？”在收回的801张问卷中，反对曹任总统者超过97%，赞成者不到3%⑤。后来军事力量远逊曹、吴的反直“三角同盟”能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获胜即与“贿选”导致的人心向背变化有关。然而若只是曹、吴政权因此解体也就罢了，关键在于，“贿选”指控使国会及国会制度受到牵连，国会很快为否定性舆论包同。时论甚至直接将“议院”与“妓院”相提并论，认为妓女之贱在但知要钱，不择人而与之交媾；议员之贱在但知要钱，不择人而投票，由这样的议员组成的国会实与“妓院”无别⑥。国会及国会制度在围人近乎一致谴责的语境中，不久即被彻底否定，而为在当时并无可行性的“国民大会”理想所取代。随着国会制度被否定，由国会制定的宪法亦遭到弃置。人所共知，直系在“法统重光”后继续民国元年以来的制宪工作，完成并颁布了中国**部宪法。该宪法纠正了民国初年几部根本法的缺陷，是一部存文本上相对成熟的根本法，却冈议员“受贿”的指控而蒙尘，激进人士甚至以“娼妇不能产合法之婴儿”①为由，将其废弃。 直系在大选前夕给议员发放巨额支票，作为直系领袖和总统候选人，曹锟无疑具有重大“贿选”嫌疑。就性质而言，有关控告已递交到检察机关，属刑事犯罪指控，迄今国内外几乎所有涉及此次大选的研究都认同了这一指控②。然而这一控告要能在法律上成立，需要具备的条件尚多。既然是刑事控告，就应信守“罪刑法定”原则，提供证据法学意义上具有相关性、可采性和证明力的确凿证据。但历史当事人及学者在论及此事时大多偏重政治因素的考量，忽略了法律层面的审视。从司法原则上看，迄今所有“贿选”指控都是在做“有罪推论”，所提供的或在业已认定曹锟“有罪”前提下寻找的“证据”，并不全都经得起法理推敲和事实检验。本文拟将案件置于当时特定的政治及法律背景下，依捃民国《议院法》和北洋时期适用的《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认真分析正反证据，严格梳理事实逻辑，为曹锟“贿选”的历史书写提供一个不应忽略的刑事证据学层面的思考和认证维度，以补充和完善既有的研究。 一、关于“出席费”与“冰炭敬”的问题 有关“贿选”的指控早在曹锟当选总统之前便被舆论炒得沸沸扬扬，报刊及时人著述均曾言及。如1923年8月23日的《顺天时报》报道：“闻前晚几时，各政团在甘石桥俱乐部开协商会，结果议决，总统选举预备会定下星期一召集，常会出席费名义定为维持费，每出席一次，支洋五十元，每星期发给一次。至岁费则另行筹划，与此款并不相涉。仍推前举之十二代表与吴景濂接洽。”①议员刘楚湘所著《癸亥政变纪略》亦披露了类似的事实②。稍后出版的《中国议会史》一书根据时人提供的指控材料，对直系“贿选”的原因及手段进行了分析，认为直系与反直各方势均力敌，直系若威逼议员，正所以驱之助敌，殊非得计。遂改施利诱，所谓出席费、节敬及票价，其羁縻收买之法，无微不至，“证据确凿，遂有贿选之称”⑧。书中提到的“出席费”，是反直各方提供的有关曹锟“贿选”*早的证据。 有关“出席费”的指控，看似言之凿凿，有根有据，实际上问题颇多。首先是忽略了JLJ席费的由来，不知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控告曹锟“贿选”的反直议员。反直议员刘楚湘所撰《政变后非法会和会始末记》，在攻击直系“贿选”时无意中透露了这一信息，有谓：本年入春以来，宪法会议屡次流会，热心宪法者“怒焉忧之”，乃共商一惩奖办法以促成之。于是提议修改宪法会议规则：每次H席者，给出席费二十元；缺席者，扣岁费如之；请假须有议员五人证明；缺席过二次者除名。此项出席费，由众院议长吴景濂、参院议长王家襄及汤漪、褚辅成等就商大总统黎元洪，黎慨然允为代筹。“此议成后，保方闻之，深滋不悦，以黎此举为示惠国会，有蝉联总统意，遂决计逐之”④。文中提到的促成此事的吴、汤漪、王家襄、褚辅成四人，均无直系背景，且保方（时曹锟驻在保定）对此“深滋不悦”，可见发放“出席费”*初并非直系所为。 反直议员不仅主张修改宪法会议规则，而且提出《修正议院法岁费案》，试图将“出席费”从“院法”层面加以规范。据众议院第i期常会速记录第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