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辛顿旧事

白天实在太喧嚣，往往在夜里我都躺着不睡，聆听着寂静。*终，我在万籁俱寂中安心地睡去；但在我还清醒时，我享受着黑暗、思考、回忆，还有预料之中甜蜜的失眠带给我的感受。我听到了寂静。本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我养成了失眠的坏习惯。失眠本身并不坏。你可以在夜里躺着思考；失眠的质量完全取决于你决定思考些什么。你可以决定思考什么吗？——是的，你可以。大多数时候你可以下定决心去做任何事情。你可以安静地坐在空白的电视机前，什么都不看；你迟早能让你自己的节目比大众节目更精彩。很有趣的，你可以试一试。你可以把你喜欢的人单独或者一起放到屏幕上，说你想让他们说的，做你想让他们做的，如果你愿意，还可以把你自己放进去。 夜里，我清醒地躺着，凝视着黑暗，聆听着寂静，想象着未来，挑选着我过去忽略了的细枝末节，它们曾被弃如敝屣，此刻却涌上心头，显得举足轻重，于是命运的重量不再压在我当下生活的难题之上，无论是什么难题（人活着，哪一天不会遇到难题？为什么要把夜晚浪费在它们身上？）。 肯辛顿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那些不眠之夜的背景——往往遥不可及。即使是现在，当我回到伦敦，回到肯辛顿，付了打车费，迎来了守候在那里的人们的问候，给朋友们打了电话，打开了邮件，当天夜里，我又找回了自己甜蜜的失眠时光，但我明白，往日的肯辛顿、老布朗普顿路、布朗普顿路，还有布朗普顿圣堂已经远去，遥不可及。我在夜里细细思考的往往还是过去在夜里思考的东西，正如我那时的日常生活对我现在做的事情仍有一定的影响。 那是1954年。我当时住在南肯辛顿一栋高层住房里，房间配有家具。几年前，一位朋友提及“你曾经在南肯辛顿地铁站附近住过一段时间的那个出租房”时，我吓了一跳。房东米莉应该会愤愤不平地否认那是个出租房，但我想事实确是如此。 米莉那时六十岁，是个寡妇。她现在已经九十多岁了，但还是当年的米莉。 房子是半独立式的，不相接的那一侧与隔壁房子的距离不超过三英尺。街道每一侧都有十八间房子，样式相同。锻铁大门通向一条小路，路的两边各有一片碎石地和花坛，还散布着月桂树丛，小路通往房子的前门，门上带有两块印花玻璃窗。米莉??桑德斯的所有房客都有前门的钥匙，前门通向一个小门厅。米莉自己住在一楼。进来之后，右边是一个带镜子的衣帽架、几个挂外套的钩子和一个放伞的地方；其中一个平整的台子上放着台电话机。左边是米莉*好的房间，装了扇弓形窗，只用来招待访客。向前是楼梯，通往房客的楼梯平台，楼梯的左边有一条小走廊，通往米莉的客厅、厨房、卧室及隔壁的暖房，还有她家的后花园，这花园在伦敦的住房中算是相当宽敞、令人满意的了。这些街道是为上世纪的商人家族修建的。 二楼有一间浴室和几间配有家具的房间，分别租给了两个单独的房客和一对夫妇。正前方是一间客卧一体房，也装了扇弓形窗，旁边有一个小厨房；住在这里的是那对夫妇——巴兹尔??卡林和他的妻子伊娃，他们年近四十，还没有孩子。伊娃是一个幼儿学校的兼职老师。而巴兹尔，他给自己的定义是一名工程会计师。卡林夫妇异常安静。一旦他们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就不会发出任何声音，即使是在午夜之后——房子白天的自然噪声已经结束。 卡林夫妇隔壁是一间大卧室，可以看到花园。房间里有一个洗手盆和一个煤气灶，旁边还放着个常见的深色钢制箱子，上面有便士和先令的投币口。在这个房间生活和工作的，是来自波兰的女裁缝旺达，她近乎贪婪地承受着苦难。尽管旺达??波多拉克永远无法承认她有过一刻的幸福，但她有一颗慷慨的心。她有许多客人来访，一部分是她的顾客——她的淑女们（她是这么称呼她们的），滔滔不绝地说着要怎么修改衣服的尺寸，一部分是她的波兰朋友——据她所说其中一部分是敌人。她的大多数访客都是晚上六点钟下班之后过来，对于顾客，她会给予优待，朋友和敌人则要在楼梯平台上等着，直到顾客试穿结束。旺达在招待客人的时候，并没有把工作撂在一边；她的缝纫机时不时地嗡嗡作响，其间还夹杂着男人说波兰语的洪亮声音、女人的吵嚷声和准备茶水时杯碟的撞击声。波兰语的对话听上去似乎是*响亮的，因为那些从旺达房门前经过的人都听不懂。 二楼平台的*里面是一间小一些的房间，住着二十五岁的片区护士凯特??帕克，个子小小的，皮肤很黑，胖嘟嘟的，眼睛像鸟一样又黑又圆，牙齿白得发光。她来自伦敦东区。她似乎散发出一种活力，经常能带动身边的人，当然，她也很有勇气。凯特经常晚上出去或者出远门工作，但是她在家的几个晚上都会打扫自己的房间。她对打扫这件事很仔细，也很热切，实际上她对每个人的房屋打扫都是如此。当她去别人的房间喝杯茶或者给他们量体温时，她常常会礼貌地说：“您的房间非常干净。”如果她没有这么说，那就意味着你的房间不干净。凯特讨厌细菌，那是魔鬼玩的把戏。因此，只要她晚上在家，她就会把房间里的家具拖到平台上，用滴露擦洗她的油地毡。要不是这些家具是房东所有，她早就用消毒剂擦洗它们了。米莉虽然长期以来都忍住了，但她反对凯特用沾满了消毒剂的抹布拼命擦拭她的桌子、椅子和床；够了，她说，经过凯特的大力清洁，整个房子闻着都是医院的味道。她给了凯特一些薰衣草做的花蜡，用来清洁她的家具。只要听到家具在平台上的撞击声和拖拽声，闻到薰衣草混合着消毒剂的臭味，就能知道凯特晚上一定在家。凯特发誓，等她攒够钱，有了自己的房子，一定要配耐洗的木质家具，还要涂成白色。对自己的积蓄，凯特严格地把控着，也很自豪；它们都被存在了邮局。她在房间的橱柜里放了一连串装着现金的小盒子，上面分别标着“电”“煤气”“车费”“午餐”“电话费”和“杂物”。等清洁和拖拽工作结束之后，凯特会在睡觉前十分仔细地修剪自己的指甲。她还会把第二天要穿的衣服摆放得格外整齐。有时在睡觉之前她会接过一杯饮料，雪利酒或者威士忌，但总会很严肃地叹一口气，似乎在传达她真不该拿走这杯东西，它可能会埋下祸根。 再上面一层有一间小阁楼，天花板是倾斜的，我就住在这里面。房间里安了炉子和洗碗槽；角落里是一个内置淋浴，倾斜的屋顶下面是一个又宽又矮的橱柜。 这层楼还有一间公用卫生间和另外两个房间。其中一间住着年轻的伊泽贝尔，房间里有她自己的电话机，这样她每天晚上都可以跟她在萨塞克斯郡的爸爸打电话；只有答应了这一条件，伊泽贝尔才能获准到伦敦做秘书的工作。有时，伊泽贝尔一晚上都在讲电话，除了和她爸爸，还和她的一帮熟人打电话，她那欢呼雀跃的声音，穿过薄薄的墙壁，抑扬顿挫地讲述着她那传奇般的每日经历。 阁楼这层的另一个房间更小一些，可以看到花园。这个房间住的是医学生威廉??托德。为了达到很好的听觉效果，他经常打开自己的无线电收音机收听第三套节目的古典音乐。他声称，这种方式能让他更好地学习。 有时我会办一次聚会，我想这能证明我租住在这里。除此之外，晚上在家的我相当安静。但是一般来说，在家的时候，我会下楼和米莉交谈。即使是楼下米莉住的一楼房间，也经常会有喧闹声，因为房子的维修和杂活需要特温尼先生晚上来完成，他就跟我们隔了几扇门。特温尼先生之所以要在白天完成自己的工作之后再来敲敲砸砸，是因为米莉的经济能力还没有达到能请承包商或者日间工人的地步。特温尼先生贴墙纸的时候，会把纸摊在架起来的工作台上；米莉准备好面粉和水调的糨糊，然后弄成胶状拿给特温尼先生，让他糊在纸上。或者他会用一堆工具通下水道，发出一连串哐当咣当的声音，周围回荡着米莉的电视放出来的声音，而我一边喝茶一边坐在那里看着。 米莉和这个房子里还有我办公室里的其他人一样，从来都只叫我的姓。尽管我是一名二十八岁的年轻女子，但大家通常都叫我霍金斯太太。这对我来说似乎很自然，对我周围的人来说明显也很自然，我当时都没想过坚持让他们换个叫法。我是一名战争遗孀，霍金斯太太。我这个人——霍金斯太太——身上有某种特质，能招来很多秘密。我太清楚不过，而且我给人的印象确实也是有点过，我体型庞大、肌肉发达、丰乳肥臀，两条腿又长又健硕，腹部隆起、背部宽厚；我身高5.6英尺，撑得起自己的重量，而且身体很健康。当然，这样的外貌或许是人们愿意向我吐露心事的部分原因。这种体型看上去让人很舒服。我当时的照片拍出来是圆脸、宽宽的双下巴和蒙眬的睡眼。这些是黑白照片。要是有了色彩，它们一定能展现出我那带有鲁本斯特征的肉体、眼睛和皮肤。而且我是霍金斯太太。直到后来我决定瘦下来时，我一下子注意到，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们都不再向我吐露那么多自己的秘密。顺便说一句，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除了胖没有其他毛病，那你很容易就能瘦下来。吃喝跟以前一样，只要减半就行。如果有人递给你一盘吃的，就留一半；如果你要吃自助餐，就拿一半。如果你是个完美主义者，可以过一会儿再吃掉剩余的一半。关于意志力的问题，如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你就要把它想成当前时态下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只存在于过去和未来。在某一刻，你决定去做或者忍住不做某件事情，而在下一刻，你已经做了或者忍住没做这件事情；这是应对意志力的唯一方法。（只有在非常人能忍受的压力下，意志力才能即时存在，但那是另一种论述。）我免费给出这个建议；它已经包含在本书的价格里。 不管怎么说，在1954年，肥胖的我过得很安逸，大家都称我为“了不起的女人”，尽管我从未做过任何了不起的事情。大家都赞美我宽广的身材和洋溢着母性的外表。曾经有一位年轻的女性在公交车上给我让座，但我猜她比我岁数要大。我拒绝了。她很坚持。我意识到她认为我怀孕了，于是和气地接受了。大家都喜欢我，我很享受。我是霍金斯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