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夏战争与北宋文学

　　宋初的五六十年间是宋、辽、西夏形成三足鼎立局面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宋夏关系相对和平的时期，这与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对西夏所采取的“羁縻政策”密切相关。所谓“羁縻”，就是一方面用军事和政治的压力加以控制，而另一方面则以经济和物质利益给以抚慰，以此维护统治政权的稳固性，这是历代中原王朝对少数民族所普遍采用的政策。作为西北地区的主要民族政权，吐蕃、党项、回鹘在唐末就已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因而对刚刚建立起来的北宋王朝并未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宋初王朝在重点防御北方强辽的同时，则将统一大业放在首位，对西北少数民族实行“和边”政策。封官授爵、怀柔安抚、开展贸易成为和缓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的主要策略。在“和边”政策下，北宋和西夏在宋初短暂的交战后，持续了将近三十年的和平局面，从而为北宋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与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五代长期的战乱给社会经济带来严重破坏，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宋初。宋太祖恰恰经历了这场残酷的军阀混战，他深感战争所带来的深重灾难。建国之始，宋太祖就对刚刚过去的战乱进行了反思，并开始对国家内部存在的积弊进行大规模的整顿和改革。他不但采取“以文治国”的国策来消除武人专权、军阀混战的祸患，而且通过“以生民为任，故劝农桑，薄赋敛，缓刑罚”①来恢复促进农工商，尤其是农业的发展。然而对于边患，宋太祖并未将其视为国家安定的**要务。建隆二年（961）七月，他与宰臣赵普在商讨国策时有过这样一段对话：“‘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普日：‘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①这段对话成为北宋采取“重文轻武”国策的重要依据。尽管二人的对话尚未涉及如何处理民族关系问题的层面，但是力求国家安定，避免战乱的基本策略已经影响到了处理民族关系的态度和方式，那就是以恩威并重的羁縻政策来缓和与周边少数民族的紧张关系。　　事实上，对夏实行羁縻政策不光是出于当时内外矛盾交困的现实而制定的，同时也是对前代民族政策的延续。在北宋以前的历代内地王朝对夏州地区长期以来采用的是羁縻政策，后唐时期的明宗在诏书中就以“夏银绥宥等州，*居边远，久属乱离，多染夷狄之风，少识朝廷之命”②，表明对党项的包容态度。宋太祖依然承袭了这一政策，党项也自然沿袭了受命于中原王朝的传统。西夏王朝的前身——拓跋部政权在五代时期虽然与契丹，北汉等发生战争，但对于中原王朝基本上是归于臣服的。因此在北宋刚刚建立之初，也就是建隆元年（960）春，宋太祖就封当时的党项首领李彝兴为太尉。其后北汉联合五代北方诸部进攻麟州之时，李彝兴遣部将李彝玉会同北宋军队共同抵御，*终逼迫北汉撤兵。战胜后，彝兴向朝廷献马三百匹，太祖大喜，亲自监督为李彝兴制作玉带，以示嘉奖。乾德五年（967）秋，李彝兴卒，太祖废朝三日，追封其为夏王。因此，太祖在位的二十多年间，北宋和西夏之间并无战争，正如仁宗朝的文臣张方平所言：“太祖不勤远略，如夏州李彝兴、灵武冯晖、河西折御卿，皆因其酋豪，许以世袭，故边圉无事。董遵诲捍环州，郭进守西山，李汉超保关南，皆十余年，优其禄赐，宽其文法，而少遣兵。诸将财力丰而威令行，间谍精审，吏士用命，贼所入辄先知，并兵御之，战无不克，故以十五万人而获百万之用。终太祖之世，边鄙不耸，天下安乐。”这正是对太祖对夏实行和边政策的客观描述。　　除党项以外，处于西北的少数民族还有回鹘、吐蕃等族。回鹘远在河西与西域，对北宋朝廷构不成大的威胁。吐蕃则自唐末五代以来分裂，散居于凉州、河湟、陇右等地。面对诸多少数民族共同对北宋构成的威胁，宋太祖采取了“以夷制夷”的策略，他一面改善同吐蕃、回鹘、党项羌诸部的关系，赏赐给他们茶、绢等物品，同时还对少数民族首领加封官职，这不仅消解了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进攻意图，而且也获得了他们在军事上的支持。由于吐蕃、回鹘、党项羌诸部的大力抵抗，党项在进攻北宋时，也不能不考虑沿边的几个劲敌的抵挡。可以说，北宋前期实施的“以夷制夷”的政策，有效地抵御了夏州政权的进攻。然而到了太宗朝，双方的和平局面因党项一方的不合作态度而发生了变化。太平兴国七年（982）,彝兴之子李继捧献地朝宋，被封为彰德军节度使，留居京师。然而继捧族弟李继迁反对献地，并联结豪族，招聚蕃众，起兵反宋，企图恢复五州。宋廷亦欲占据五州，实现统一，宋夏战争遂起。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李继迁相继袭击夏、银、宥等州边地，均为宋军所败。雍熙二年（985）二月，李继迁诈降，袭据银州，却遭宋重兵围攻，且以败兵告终。次年，李继迁见宋军势盛，只能借依附契丹来制宋，两方东西相应，致宋军两面受敌。雍熙三年，北宋进行了第二次北伐，却惨败给契丹。党项趁此间隙袭击宋廷军队，并于雍熙四年在王亭镇（今内蒙古乌审旗南）败宋军3万余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