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山艺丛 近三百年的书学

书学是中国*早设科的一种艺术，六艺中不就有一艺是“书”吗？它的历史固然很悠久，关于它的书籍也很不少，我们只要翻开《佩文斋书画谱》卷首所开的纂辑书籍一瞧，就令人有望洋之叹。本篇所以不说整个的书学史，单说那近代一小部分，只因为古代的书学，你也有论文，我也有批判，已经够详备——不但详备，而且很复叠的了，所以索性撇开不说，单从明思宗崇祯元年（1628）说起。 从本年起倒推上去直到崇祯元年为止，恰巧有三百年，这三百年中，除却崇祯纪元十六年，中华民国纪元十七年外，其余百分之九十，都属于清代，自然，我的论文也以清代为主体。清代学术，*号昌明，书学的派别，也比前几代来得繁复而且发达。这其中有两个原因： 一、时代愈后，所接受着的古人作品愈多。换句话说，就是学者所取法的门类更广阔。比如宋朝时候，赵孟烦还不曾出世，当然没有学赵字的人，现在就增加一种“赵体”了。邓石如未出世以前，写篆字的，只有一种呆板的方法，现在就有大多数人写“邓派”了。二、从前的人，本来并没有所谓“碑学”，嘉、道以后，汉魏碑志出土渐多，一方面固然供给几位经、小学家去做考证经史的资料，又一方面便在书学界开个光明灿烂的新纪元。有人说，“碑学乘帖学之微，人缵大统”，这话固然说得过分些，然而清代的下半叶，写碑的人的确比学帖的多了，这是宋元明人所梦想不到的一回事。 有这两个大原因，所以书学的派别比前几朝繁复得多了。可是还有一个原因，足以使这一时期的书学受莫大的障碍的，我也连带说明在下面：科举时代很注重书学，尤其是会试、殿试的时候。秀才们中了“乡榜”以后，对于八股文已有相当的根柢了，会试、殿试的时候，阅卷的拿到一大叠试卷，好容易分得出好丑来，结果，还是看书法评高低罢。这样说来，似乎那一时期的书学该要格外发达了，然而不然，他们所谓“书法”，是要光滑而且方正，越呆板越好（那时写折卷的，有“乌光方”三字诀）。他们的字，不但没有古意，且也没有个性，各人写出来，千篇一律，差不多和铅字一样匀——这就叫作“馆阁体”。 馆阁体的严格化，虽然起于道光时曹振镛的挑剔，为着一字甚至半字或一笔涉及“破体”，便把全卷黜斥了，但道光以前，折帖字体，何尝不以端方拘谨为主，怎能说得到高雅呢！总之，这一体字影响及于当时的书学，实在非常之大。可怜的举子们，中间不无觉悟分子，可是赶快求解放，恰像中年的妇人，缠过了小脚，再想放松，不消说是不可能，即使有此可能，也已留着深刻的创痕，和那天足的截然两样（明代虽也是科举制度，但还没有这个流弊）。所以清代书人，公推为卓然大家的，不是东阁大学士刘墉，也不是内阁学士翁方纲，偏是那位藤杖芒鞋的邓山人（石如），就是这个原因——至少是一部分的原因。 上面所说两个原因会使书学发达起来，又一个原因反足为发达的障碍，彼此相抵，似乎前者势力健些，所以结果还是胜利——这话都从“发达”二字立场，至于作品的高低，那是别一问题了。只怕读者误会，也得在这里声明一下。 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