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中国通史

开天辟地至秦统一是历来所指的上古史，相当于我所说的上古史前期。近来，希尔特氏所著《中国古代史》仍承袭历来方法，将上古史前期做了如下划分：五帝以前划分为神话传说时代，尧、舜时期归为儒教传说时代，春秋战国归为五霸及孔子、老子时代。此因袭式划分法虽简易明了，但因缺乏史料的批判，故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文化发展史。 在中国，自古以来也考虑过一些时代划分方法。司马迁按照有无纪年的时代划分法对《史记》的《表》部分进行了如下规整：无纪年部分纳入《三代世表》，有纪年部分列入《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但是，被纳入《世表》的部分就全然没有纪年吗？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正如《三代世表》序所说：“余读牒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不过，这里所指“年数”源于五行推测，出自理论，并无可靠的文字记录，所以司马氏并未采用。又，十二诸侯时期大致等同于春秋时代，但司马迁的《十二诸侯年表》却略早于此，大致处于周宣王、周厉王的共和时代。后继的历史学家们多采用了《史记》的划分法，稍有些改动的是郑樵的《通志》。《通志》改《史记》中的“世表”“年表”为“世谱”“年谱”。《通志》上限至三皇，开始即为世谱，而年谱则开始于春秋时代有纪年之时。《史记》则始于黄帝时代。因此，总的来说，《史记》的年表比《通志》的年谱早了一百二三十年。若从现存史料来看，《通志》所载确然，但因司马迁所用的史料今已无从考据，因此也不可说《史记》全无根据。毕竟，司马氏也是在周全考虑下区分了世表与年表，上溯共和时代为纪年伊始恐怕也并非毫无根据。不可仅依据现存资料轻下断言谓《通志》记载属实而《史记》所载不实。 以上是根据有无纪年来划分上古时期的方法。吾人现今采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方法。每个民族都有其历史自觉期，就好似已经有所成长的儿童会想知道自己出生时的情况。我想以此历史自觉期的产生时间来划分上古史。所谓“历史自觉”并不若文中所说的“史”那样意味着已经存在记录。有时候在没有自觉的时期，记录也是存在的。如若我们基于更加严谨的态度来考虑，这种历史自觉大致有二，即“传说自觉”和“记录自觉”。有时虽是传说，但在自觉时期，亦可进行编纂。佛经的编纂正是如此。但*初，并未将佛经写成文字再进行编纂，而是亲近的门人相聚而坐，互诉所闻并互相补充，以补缺漏，更正谬误。*后，再加以归纳，这些传说便开始流传了。*早，承担此类工作的大多是盲人。《国语·楚语》中的“瞽蒙”一职，《周礼》中“大师”“小师”之类的乐官就属这类。这些与日本的语部类似，没有史料说明日本的语部是盲人，即便非盲人，也须由记忆力强者担任此职。中国的这些盲人多以歌曲口传历史资料，其中有的带有曲谱，有的是没有曲谱只带节拍的资料。口传资料愈积愈多，便有了汇聚成册的想法。同时，又因国家统一的需要，许多种类的传说民谣都因重要家族的灭亡而遭受严重损伤，有的甚至消失殆尽，时人也就愈加感到保留传说的必要性。就像在日本，在各个家族将近衰亡时候，卜部、忌部在国史之外汇集传说传播出去。总体而言，当一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遭遇了重大的变故，往往会引发其人民对自身历史的回归，因此传说方面的自觉也就形成了。就像中国的《诗经》，特别是《诗经》中的《大雅》《小雅》，可以说是特别合适的例子。周朝势力受到内乱的打击，*先想到的便是使得内乱平息的中兴君主，因此 开始回溯民族的过去、起源，这便是《大雅》《小雅》之内容。而《诗经》中的《颂》则反映的是民族与自身祖先——神之间的关系。《国风》由地方民间传说和民歌汇聚而成，此即一种汇集工作。传说方面的自觉即在这一汇集中得以反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