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研究历程 先秦卷

1982年先秦史研究概况 ◎ 王贵民 1982年的先秦史研究和学术活动，十分活跃。仅以本年11个月的粗略统计，各种刊物登载的论文不下200篇。其中同时还出版了几个论文集如：陕西人文杂志社增刊《先秦史论文集》，凝集了各派史学观点。已见报道即将问世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的《甲骨探史录》、《甲骨文与殷商史》，是专门用甲骨文研究商史的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和中国古文字学会的《古文字研究》第6辑，也有少量商周史的文章。在重大学术活动方面，5月在四川成都召开了先秦史学会成立大会和**届年会，汇集了100多篇论文，讨论了先秦史上的重要课题；9月我国代表出席在美国召开的国际商文化讨论会；11月在郑州召开了楚文化研究会年会；等等。 本年的研究论文，就内容和研究领域而论，大致可分为：（一）中国古代文明、华夏民族形成和国家起源、夏史的研究；（二）中国古代城邦制度与亚细亚生产方式；（三）商周社会性质、井田制及有关制度；（四）春秋、战国史及楚文化；（五）古代族源、民族及都邑、方国地理；（六）古史中的旧题新解等几个方面。 1.考古发掘的新成果，不断启示人们：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程度甚高，文献记载的古老传说并非全难征信。李学勤《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一文（人文杂志社1982年增刊《先秦史论文集》）对此作了适时的概括。文章从青铜器、城市、文字三个文明标志进行探讨，认为中国文明应该上溯一个较长的阶段，并指出过去低估古代文明水平的深刻学术史上的原因：以外国比中国和今文学派的疑古流弊。田昌五《中国奴隶制的特点和发展阶段问题》（人文杂志社1982年增刊《先秦史论文集》）把中国奴隶制提到夏代立国前一千年即龙山文化时代，那时就已出现了部落奴隶制。与此相关的，中华民族形成的时代和特点，谢维扬《论华夏族的形成》（《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作了论述，文章认为夏、商、周时代已经形成了华夏民族，大量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表明这些居民的语言、文化、民族心理素质和地域等方面，都已一致，具有一脉相承的传统，具备了作为单一民族的条件。丁季华《中国文化起源“单一中心”说质疑》（《华东师大学报》1982年第4期）和高广仁《山东地区史前文化概论》（《齐鲁学刊》1982年第3期）两文均研究考古文化，并据以提出中国文化起源于各个文化区的相互交流，而汇合成古代文化共同体。高文还认为山东地区史前文化反映的社会经济、文化程度很高，出现了青铜器，社会已发展至文明门槛。姚政《试论夏代国家的形成》（人文杂志社1982年增刊《先秦史论文集》）认为，在父系氏族时代已能生产铜，出现了反映奴隶存在的“乱葬坑”，古书记述尧舜禹禅让或争位，都表明氏族社会结束与王权形成的交替，禹时已经具备了国家形成所需的一些标志。 2.中国古代是否存在城邦国家，是近年来提出的新课题。林沄《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国联盟》（《古文字研究》第6辑）在过去学者提出过商代有部落联盟之后，更提出商代存在着方国联盟，文章集中考证了甲骨文的“比”字，说明在军事活动中商王与所“亲比”的方国是联盟关系。商王朝实质上是一个方国的王朝，只不过是盟主而已。文中否定商朝是庞大的专制国家与实现分封制，并认为古代世界*早的国家形式都是小型的奴隶制城邦国家。张凤喈《商周政体初探》（《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认为商周是贵族共同执政的“贵族民主制”，文章分析《尚书??盘庚》、《洪范》篇，认为当时是国王、执政者、史官、贵族会议和族众会议等五位一体的政治形式。一直到战国才向专制主义过渡，其间虽有暴君政治，但民主因素始终占主导地位。但是更多的文章持相反观点。左文华《论古代城邦产生与存在的条件》（《思想战线》1982年第1期） 强调“城邦”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是以一定的历史、地理、生产力为条件的，从而有其不同的经济结构与阶级结构，这些在东方一些地区不可能存在，就不能称为城邦国家。詹子庆《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问题浅议》（人文杂志社1982年增刊《先秦史论文集》）和宋敏《中国古代民主政治的若干问题》（《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4期）分别与提出城邦国家、民主政治存在于古代中国的学者们论辩。前文认为必须承认商、周都是由小邦到疆域辽阔的大国，国家是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之上，是家长制式的奴隶制，用礼制维护着王的尊严，实行臣民绝对服从的愚民政策。春秋时城邦并没有充分发展，基本还是延续着专制政体。孔孟思想中有重民也有尊君、大一统思想，不能只看一面。中国找不到希腊、罗马的贵族共和或民主政治的影子。后文则认为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古代会议、春秋“称人”之例等都不足以说明亚洲古代民主政治问题。孟子的这种思想完全是当时政治、经济的反映，不是民主传统的产物，和他的尊君轻民思想一起实质上都是维护君主统治。春秋“朝国人”事例都是应急形式，*后决定权还在于君主、执政者，还是“君主政治”。彭年《中国专制制度探源》（《四川师院学报》1982年第1期）认为，中国专制制度不始于秦而始于奴隶制社会，那时就实行独裁制、世袭制和特权制，还有一套具体制度与思想理论相配合。此外，刘泽华、王连升《先秦时代的谏议理论与君主专制主义》（《南开学报》1982年第1期）则从古代谏议这一政治行为，说明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不断强化的史实。尽管不少政治家以各式各样方式进谏，也形成了谏议思想、理论，但始终没有形成一种谏议制度作为保证，结果是“强谏多悲剧”，所以谏议实质上成了君主专制的一个补充。此外可参赵云旗《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文史哲》1982年第6期）一文。在暨南大学召开的世界古代史讨论会上也涉及城邦国家问题，同样出现两种不同的观点。顾准《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一书的出版，适时而具有参考价值。 关于西周社会性质的，有杨公骥的长篇文章《评郭沫若同志的〈奴隶制时代〉》（《东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6期至1982年第1、2期）认为郭说的两周是奴隶社会，不符合中国历史实情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他强调奴隶与农奴的区别在马克思著作中是很清楚的，不能说“不明显”，那就是必须以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为标准来判定。根据“剥削形式”来分析，郭说的奴隶种种情况，都不是奴隶，恰恰是农奴。徐中舒、唐嘉弘《论殷周的外服制—关于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的问题》（人文杂志社1982年增刊《先秦史论文集》）通过古代服制说明商周社会性质的区别，认为商代的侯甸男卫四服制是“指定服役的奴隶制”，而周人加以改造，加进采服的五服制，实行授民授疆土的分封制，则成为周代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祝中熹《〈周礼〉社会制度论略》（人文杂志社1982年增刊《先秦史论文集》）从《周礼》所记载的行政结构、土地制度、阶级对立，说明当时的社会性质是以村社为基础的经济结构，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村社成员即庶民阶级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可称为“庶民社会”。刘宝才、韩养民《试论西周庶人的身份》（人文杂志社1982年增刊《先秦史论文集》）从庶人即一般农民、小人立论，认为庶人有自己的经济，一定的人身自由，但是从负担沉重，某些方面的不自由来看，与欧洲中世纪的农奴相同。赵锡元《周代的二等国民—庶人》（《史学集刊》1982年第3期）却考证庶人不是一般农民，比自由民要低一等，但不是奴隶。从论述人的身份来分析社会性质的还有：任常泰、石光明《西周春秋时期的“国人”》（《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2年第4期）考察了国人的构成及其发展变化，论述了国人在春秋时期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转变过程中是重要的政治支柱。施伟青《论西周春秋的“士”》（《厦门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研究了士在不同时代的身份地位，在西周春秋为低级贵族，不参加劳动，不包含村社农民。这都是通过某一种人的身份，说明西周社会是奴隶制的。张永康《略论周代的族葬制度》（人文杂志社1982年增刊《先秦史论文集》）则通过考古发掘的西周族墓葬，与《周礼》有关记载加以比较，排比了各类墓葬的差别，认为是周代生产方式的反映，那就是等级奴隶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