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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城遗址考古报告集(精)/重庆文物考古报告系列

钓鱼城遗址考古报告集(精)/重庆文物考古报告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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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详情
  • ISBN:9787030708793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16开
  • 页数:459
  • 出版时间:2021-12-01
  • 条形码:9787030708793 ; 978-7-03-070879-3

本书特色

本书作为钓鱼城遗址田野考古的阶段性成果和总结,为钓鱼城大遗址保护、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内容简介

本书为钓鱼城遗址**部田野考古报告集,全面介绍了2004~2019年钓鱼城遗址田野考古发现、收获和认识,收录遗址概述1篇、调查报告2篇、发掘简报5篇、研究论文4篇和考古大事记1篇等共计13篇文章。本书作为钓鱼城遗址田野考古的阶段性成果和总结,相信对于钓鱼城历史文化、宋元(蒙)战争史、古代城址考古、古代建筑考古、科学技术史研究以及文化遗产保护展示利用会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为钓鱼城大遗址保护、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本书可供考古学、历史学等学科研究者,以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和广大历史文物爱好者阅读、参考。

目录

目录
钓鱼城遗址概述 ( 1 )
东城半岛文物调查报告 (11)
钓鱼城外城园路工程项目文物调查报告 (58)
古地道遗址发掘简报 (86)
石照县衙遗址试掘简报 (91)
南一字城遗址发掘简报 (96)
九口锅遗址发掘简报 (200)
范家堰遗址发掘简报 (249)
范家堰遗址2017年出土植物遗存初步分析 (322)
重庆出土南宋球形火雷的初步研究 (338)
以考古为支撑的文物保护与展示利用——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的实践经验 (348)
合川钓鱼城城防设施的考古学观察 (362)
钓鱼城遗址考古大事记 (377)
后记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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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

钓鱼城遗址概述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钓鱼城遗址位于重庆市合川区东城半岛的钓鱼山上,西距合川城区约5千米,南距重庆主城区约56千米,地理坐标为东经106°17′32″~106°19′22″,北纬29°59′30″~30°01′15″,海拔186~391米,总面积约2.5平方千米,隶属钓鱼城街道,管理机构为重庆市合川区钓鱼城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是**批“中国国家*风景名胜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先后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大遗址保护“十二五”专项规划》150处重要大遗址名单和《大遗址保护“十三五”专项规划》150处重要大遗址名单,2016年5月被评选为“重庆十大文化符号”。 钓鱼山顶部平坦开阔,四周壁立千仞,又有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环绕,集山水之形胜,为兵家必争之地。在13世纪宋元(蒙)战争中,钓鱼城为宋廷川渝山城防御体系的重要支柱之一,雄关高峙、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又扼嘉陵江、渠江、涪江之口,居高临下、凭山控江,实为巴蜀要冲;合城军民“婴城固守,百战弥厉”三十六载,竟“以鱼台一柱支半壁”河山,创造了以山城设防击败蒙古铁骑的奇迹,对宋、元(蒙)及欧亚大陆的战争与时局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一、地理环境 合川区因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汇流而得名,位于四川盆地东部,华蓥山南段西北麓,是重庆市北大门。东接渝北区、华蓥市,南邻北碚区、璧山区,西南靠铜梁区,西北毗邻蓬溪县、潼南区,北界武胜县,东北与岳池县接壤(图一)。 图一合川区区位图 地处川中丘陵和川东平行岭谷的交接地带,丘陵呈台阶方山状,其间台坡层叠,冲田连绵,占区域面积的84.5%;平行岭谷在县境东南边缘,地形以丘陵为主,沿江岸多平坝;余为低山,兼具中山,二者占区域面积的15.5%。东、北、西三面地势比较高,南面地势比较低,*高点是康佳乡的白岩头,海拔1284.2米;次高点在西北部的龙多山,海拔619.7米;*低点在南面的草街街道嘉陵江边,海拔185米,大部分地区海拔在250~400米。 气候受东亚季风环流影响,具有亚热带季风气候特征,气温、降水、日照、风力均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其特点是冬暖夏热,春早秋短,无霜期长,云雾多,日照少,春有连阴雨,夏常有伏旱,秋多绵雨,冬少寒潮。日平均气温18℃,年平均降水 量1131.3毫米,平均日照数每年为1288.7小时。 水系以嘉陵江、涪江、渠江为骨干,属长江上游主要支流嘉陵江水系,渠江在渠河嘴汇入嘉陵江,涪江在城北鸭嘴汇入嘉陵江。另外,区境内还有长度在2.5千米以上大小溪河234条,总流长1647千米,这些溪河呈扇形向心水道网,分别注入三条大江。水系形状呈树枝状,在华蓥山区则呈格子状,三江蛇曲发育,切割较浅,扬程较低,有利开发利用。钓鱼城北、西、南三面环嘉陵江,多年平均流量为879.78立方米/秒,*高洪水位为海拔216.6米。山上有大小水塘10多个,可供灌溉和人畜饮用。 农业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较低,以土壤肥力特征划分为水稻土类、潮土类、紫色土类、黄壤土类等4个土类,土壤质地分级为壤土类、砾石土类、黏土类、沙土类等4种类型,中性土壤面积*大、微酸性土壤次之、微碱性土壤*少。非农业耕地为森林黄壤土类。 钓鱼山属于川东平行岭谷的一部分,地处华蓥山弧形褶皱群的西南支脉,整个山体海拔186~391米。山顶东、西部地势倾斜,西南角、西北角和中部地区山地隆起,形成薄刀岭、马鞍山等平顶山岳,砂岩盖顶,四周俱陡岩,岩层近乎水平,属坪状中丘地形。钓鱼城地形极富台地特色,分3级台地,每台间高差在30~50米,悬崖高耸。台地在狭窄处仅2米左右,仅可供人行通过,两侧悬崖陡壁,深不可望。钓鱼城三面环水,仅东面与陆地相连,形似半岛。由北而来的嘉陵江,在山北面纳东北而来的渠江水,沿山脚西泻,再于西南的鸭嘴与涪江汇合,绕经钓鱼山南,滔滔东去,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钳形江流,俨然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图二;图版一)。 图二钓鱼城遗址位置示意图 二、历史沿革 1. 合川区 《禹贡》梁州之域。周武王伐商,封支庶于巴,故名巴子国,又名濮国。古为濮人重要居住地,商周时期巴人入川后,成为巴人领地,古城邑巴子城(今城区铜梁山下)曾是巴国的别都。 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秦国灭巴国,周赧王元年、秦惠文王更元十一年(公元前314年)置垫江县,治所今合川,属巴郡辖。垫江原名为褺江,取嘉、涪二江在城北鸭嘴汇合之水如衣重叠之意,《汉书 地理志》误记为垫江并沿袭至今。 汉属巴郡之垫江,建安六年(201年)刘璋分巴郡为巴东、巴西二郡,属巴西郡。蜀汉建兴十五年(237年)属巴郡。东晋义熙元年(405年)属巴州、义熙八年(412年)属巴郡。垫江县建置一直保留。 元嘉年间(424~453年),升垫江县置东宕渠郡,属梁州。西魏恭帝三年(556年),以涪、宕、嘉陵三江合,更名合州。 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改合州为涪州。大业三年(607年),更名为涪陵郡。 唐武德元年(618年),涪陵郡改为合州,贞观中隶剑南道。天宝元年(742年)改为巴川郡。乾元元年(758年)复为合州,二年(759年)改隶潼川。 五代时,前蜀王建、后蜀孟知祥继有其地。 宋乾德三年(965年),属梓州路,后为潼川府路,统汉初、赤水、铜梁、石照、巴川五县。淳祐三年(1243年)制置使余玠用冉琎、冉璞谋,徙城钓鱼山。 元初复旧治,隶重庆府,属川南道,革汉初、赤水二县,分汉初地更置定远县,并巴川入铜梁与石照为属县。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明玉珍省县入焉”,撤销石照县,其地归州直管。 明洪武四年(1371年),仍为合州,隶重庆府,统石照、铜梁、大足、定远四县,五年(1372年)革石照县,七年(1374年)改大足县隶重庆府,唯铜梁、定远属焉,称名曰合阳、巴川、垫江。 清仍为合州,统铜梁、定远、安居三县,裁三县尹,州牧兼摄。康熙六十年(1721年)并安居入铜梁,设县令一员,隶重庆府。雍正八年(1730年)设定远县令一员,隶重庆府。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初二,重庆独立,成立蜀军政府,合州由蜀军政府辖。 民国元年(1912年),四川军政府成立,合州属重庆府辖。民国二年(1913年),改合州为合川县,属川东道。 1949年12月3日,合川解放,合川县人民政府成立。1950年,合川属川东行署璧山专员公署辖。1952年4月14日,分合川县城关区增设合川市,为丁等市,属江津专区管辖。1958年1月,经国务院批复,合川市建置撤销,原合川市所辖地域改为合川县城关镇。1992年8月4日,撤销合川县,设立合川市。2006年10月22日,撤销合川市,设立重庆市合川区。 2. 钓鱼城 钓鱼山自“(州治)渡江十里至其下,山高千仞,峰峦岌岌,耸然可观”。关于其得名有三种说法,流传较广的为“山南大石砥平,有巨人迹,相传异人坐其上,投钓江中,山以是名”,故名钓鱼山。有人则认为山巅与江面“相去险远,钓可施乎?”并从山水形势推断“此山三面据江 往古水患之际,势必怀抱此山,则钓鱼之名必自始矣”。此外,还有一种说法是因其“远望呈鱼形”而得名。 开山祖僧石头和尚,在钓鱼山上自造以“二十四片斫成”的石庵,留传一首《草庵歌》,“山又高,路又陡,来往行人罕相偶”,可见当时钓鱼山路远山高,人迹罕至。此外,又陆续开凿了卧佛、千佛等佛教摩崖造像。这一时期钓鱼山主要以佛教僧侣及摩崖造像等宗教活动为主。 南宋绍兴年间,思南宣慰田少卿于峰顶建护国寺,“堂殿廊庑,百有余间”,成为合州“大刹”,“岁二月八日,郡守率僚属置宴,郡人毕至”,成为交游宴饮胜地。乾道七年(1171年),石照知县杜定建飞舄楼,李开作《飞舄楼赋》:“环山出云,架天为梁,渺三江之合流,瞰万井之耕桑。”景色阔远壮丽,自是钓鱼山上游人不绝,游记题刻与诗词歌赋等蔚为大观。 南宋晚期,宋元(蒙)战争爆发。嘉熙四年(1240年),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令郡县图险保民”,其部将大尉甘闰“观此山形势可以据守,故城之”。淳祐三年(1243年),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余玠,采纳播州(今贵州遵义)人冉琎、冉璞兄弟建议,迁合州州治于其上,后又以兴元戎司“移守钓鱼”,“贤于十万师远矣,巴蜀不足守也”。钓鱼城之名,实始于此。 宝祐二年(1254年),王坚为兴元都统兼知合州。他征发合州所属石照、铜梁、巴川、汉初、赤水五县民丁十七万人,加固城防工事,“以完其城”,兵、粮、水、薪皆备,又兼“池地之利”,遂“秦、巩、利、沔之民,皆避兵至此”。开庆元年(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元宪宗)率军亲征,势如破竹,直抵钓鱼城下,然围攻半载不破,兵损将折,“崩于钓鱼山”,元(蒙)军遂退。景定元年(1260年),王坚入朝,马千接任钓鱼城主帅。景定四年(1263年),“四川虓将”张珏代马千守钓鱼城,垦田积粟,厉兵秣马,尤善奇谋,打破元(蒙)军“扼三江”合围钓鱼城的计谋,扭转战局恶化的局面。 德祐元年(1275年),部将王立接替张珏为钓鱼城主帅,“益守严备,兵民相为腹心”。景炎二年(1277年),元军急攻钓鱼城,加之连年大旱,民众易子而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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