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棕榈

敲门声又响了起来，有点不容分说的意思，却不莽撞。医生下楼，手电筒发出的光在暗褐色的楼梯上晃了几下后，停留在一楼大厅里那个棕色的木头柜子上。这是一座靠近海边的小屋，虽然小，但是也有两层，小屋里只有油灯可以照明—确切地说只有一盏油灯，晚饭后被医生的妻子拿到楼上去了。医生拥有三处房产：这座海边小屋和隔壁那幢屋子都是他的财产，不仅这两处屋子，他在离这四英里远的村子里还有一间更好的屋子，屋里装了电灯，墙也批得平平整整。从楼梯上下来的他只披了一件夜间穿的薄衫，而不是睡衣，这种和他身份不相称的简朴衣着，和他从来只抽烟袋而不抽雪茄，甚至从来都不愿意学着去抽雪茄是一个道理。他也抽雪茄，但大多时候是在星期天出诊时接过来病人递给他的雪茄，至于他自己掏钱买的雪茄，他给自己定的规矩是一周*多抽三根—今年四十八岁的他从十六七岁起就记下了（并且深信不疑）父亲常常叮嘱他的一句话：雪茄和睡衣是有钱人才会用的东西。 时间刚过午夜。即便窗户关得严严实实，门也上了锁，风很难进来，但医生还是感觉到了海风那几乎可以触摸得到的气味。他熟悉这种气味，不仅是因为他在这个地方出生—不是这所房子，而是位于离这里不远的镇子里的另一处房子—而且在这个靠海的州度过了大半辈子。这大半辈子包括他在州立大学医学院待的四年，他在那里完成学业，然后又在他一点都不喜欢的新奥尔良市做了两年的实习医生（年轻时他就一副憨相，身材微胖，手长得像女人，厚而柔软，总之看上去不像医生，即便已经在城市里度过了六年整的学习生涯，面上仍旧是一副从小地方出来的模样，打量他的那些同窗时眼神里常常流露出诧异的没见过世面的表情。在他看来，他这些穿着棉布夹克，身材像麻秆儿，走起路来大摇大摆的同窗们和那些护士一样，虽然长相不出众，脸孔也各有千秋，但每个人的脸上几乎都带着一股不近人情同时又自以为是的神情，这股子神情是他们的招牌，像是身上常年挂着一个类似花环的东西）后，以不好不坏实际是中等有点儿偏下的成绩毕了业回到家乡，一年内便遵照父亲的遗愿和一个早早为他选好的姑娘结了婚。四年后父亲的房子也归了他，连带还有那间诊所，诊所在他手里虽没有做得风生水起，但也说不上萧条败落。又过了十年，他用积攒下来的钱买了这两套互相挨着的海边小屋，一套供他们两口子夏天度假用，另外一套则出租给观光游客或者来海边聚会、野餐、钓鱼的人。就是结婚，夫妇俩也没有度过蜜月，只是在结婚当晚去了趟新奥尔良，在新奥尔良的酒店里只住了两个晚上便匆匆返回。他和妻子同床共枕了二十三年，可至今没有诞下一男半女。 虽然屋子里没有风，但医生还是判断出了大概的时间，因为那罐紧贴墙皮在冷灶上靠墙放置的秋葵汤散发出了馊味，汤肯定已经凉了—那是医生妻子早晨特地熬好，准备送给刚租下他们房子的邻居的。那是一男一女两个人，四天前搬到他们旁边的那间屋子里住下来，这两口子很可能并不知道住在隔壁的医生夫妇既是邻居也是房东。那女人黑色头发，高颧骨，下巴宽而大（刚开始让他想到“乖戾”这个词，后来觉得不如说是让人害怕），皮肤很薄，脸色憔悴，眼珠是黄色的，看上去诡异而倔强。女人穿一件旧毛衣和浅色牛仔裤，脚上趿拉一双帆布鞋，面朝大海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张看上去很新但廉价的沙滩椅上，一坐就是一天，但从来不见她抱本书看或者做点其他什么。无须考虑那女人的皮肤和呆滞的眼神，医生（拥有博士学位，是正经八百的医生）已经意识到了这女人的健康出了问题—那是熬过疼痛和恐惧后的病人惯有的呆滞气色，不过那呆滞里似乎残存着一丝生气，仿佛残存的这点气息是留着倾听或者看着她身体里的某个器官如何逐渐衰弱下去，也许是一个渗血却无法修补的心脏？还有那个穿着无袖汗衫和脏兮兮卡其布裤子的年轻男人，脸上同样也是一副呆滞的表情，医生常常看见他光着脚，手里拎着用皮带扎起来的木头沿着海滩走回来，头上连帽子也不戴，要知道在这个地方，就算是年轻人也抗不住暴烈的阳光。男人经过屋前时，女人从来都是一动不动，连头也不转一下，很可能连眼珠都不带动一下。 应该不是心脏的问题，医生对自己说。那两个人住进来的**天，他曾经躲在那道隔在两座院子间的夹竹桃篱笆墙后面暗暗地打量过那女人，当时他就看出她不是心脏的毛病。对医生来说，他这种先入为主的看法并非是要为一个隐蔽、不为外人所知的事情找到答案，而是坚信他自己与揭示真相的答案之间只隔了一层面纱，就像在他和那尚有一丝生气的女人之间隔着夹竹桃篱笆墙一样，即使揭示真相的答案就在面纱后面，也让人雾里看花，难以辨认真相，更不敢妄下结论。医生并不认为自己这样的行为是在偷听或者窥探，就算是那样，他心里想的也是：（作为一名经验丰富阅病人无数的医生，他觉得根本不需要几个星期，而是几天就可以搞清楚这件事）。他甚至想，那女人显然需要救助，这么看来他们碰上他这个做医生的房东算是走运，不过他又想到那两个人很可能并不知道自己是他们的房东，所以也无从谈起他们知道他是医生的事实。 帮着他出租房子的地产经纪人给他打电话时这样介绍这一男一女。“女人穿着裤子。”地产经纪人说，“我的意思是，不是女人穿的那种松松垮垮的裤子，而是男士裤，所以，有些地方对她来说尺寸小了点，男人肯定喜欢看她这么穿，可女人们受不了，除非她们给自己也穿这么一件。我觉得玛莎小姐不会喜欢她这副打扮的。” “只要他们能按时付房租就行。” “这个你不用担心！”地产经纪人说，“我看人很准的，不然也不会在这行做这么久。我一上来就和他们讲明租金必须提前付，那男人说没问题，问我房租多少，口气很大。身上穿条脏裤子，大衣底下只穿了一件衬衣的人在我面前装得那个样，好像他是范德比尔特似的。他从裤兜口袋里掏出一沓钱递给我，里面就两张十块的票子，我抽出其中的一张十美元还给他，对他说如果他们直接租下这房子，不要添家具，房租就能便宜点。结果他直接就说：‘ 没问题，没问题，我租了，多少钱？’我本来还想提提价，但一想到你和我说过，不愿意再给房客买家具我就没有说什么，我看这人就是想找一处能让他们马上安顿下来的地儿，四面有墙、墙上有门就行。女人一直待在出租车里等着男人，她身上的那条裤子对她来说有的地方确实显得过于窄巴了。”电话里的声音打住了。听着电话里传来的嗡嗡声，医生心里突然有点得意，语气立时苛刻了一些： “那他们到底要不要家具？那屋子里可啥都没有，只有一张床，床垫是—” “不要不要，他们不要家具。我告诉他们房子里只有床和炉灶，他们自己还带了把帆布椅，对折后可以放在出租车里的那种。我看这事儿差不多能就定下来了，他们不会再提出什么要求了。”和刚才一样，医生暗自得意，他心里对自己笑了。 “那么，”医生说，“是什么？什么事情让你犹豫？”其实医生隐约猜到对方接下来要说什么。 “我是觉得玛莎小姐也许不会同意租给他们房子，倒不是因为那女人穿了一条那样的裤子，而是这两个人不是夫妻。哦，男人和我说他们是已婚人士，看女人的样子的确像结过婚的，他应该没有撒谎，也许他自己也是结过婚的，问题是，他们两个不是夫妻，那女人不是那男人的妻子。一个男人是不是结过婚，我一眼就能看出来。还有女人，哪怕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或者随便是在哪里碰到的，莫比尔大街还是新奥尔良大街，对我来说都一样，我一眼就能看出她是不是—” 那一对男女当天下午就搬了进去。那间屋子，名义上叫作度假屋，其实相当简陋，屋里的床无论弹簧还是床垫都已旧得不能再旧，炉灶上只有一口平底锅，因为常年用来煎鱼，锅底上糊了厚厚的一层。与房间里唯一一把咖啡壶相配的是几把不配套的铁汤匙和刀叉以及裂着口子的杯子、碟子，喝水的器皿不过是几个原本装果酱和果冻的瓶子。再有就是那把沙滩椅，女人在上面一坐就是一天，眺望着对面的大海—海面上波光粼粼，晃来晃去的棕榈树叶子彼此击打发出干涩刺耳的声音—等着男人从海边回来，手里拎着从海边拾回来的木柴，走进厨房。两天前，那辆定期光顾他们这里的牛奶车曾经来过一趟，医生的妻子出去买牛奶时看见那男人手里拎着一条面包和一个鼓鼓囊囊的纸袋从位于海滩边的那间小杂货店（店主是葡萄牙人，原先也是个打鱼的）的方向返回来。医生的妻子告诉医生说，后来她看见那男人坐在厨房后门的台阶上（手忙脚乱地）收拾鱼，把阳台搞得乱七八糟。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尖酸刻薄，表情怒不可遏，好像她抓住了什么人的把柄似的—这就是他的妻子，一个虽然不很胖（至少没有医生那么臃肿）但已经谈不上有任何曲线的女人，十年前她的身材就开始走形，连头发和面色乃至眼睛的颜色也发生了变化—虽然后者的变化不似身材变化那么明显—现在的她常年穿着一件家居服，灰突突的颜色像是专门为了和她灰突突的五官的颜色搭配而选的。“他把阳台弄得乱七八糟！”医生的妻子没好气地说，“厨房外面搞得那么乱，灶台上也干净不到哪儿去！” “也许是那女人做饭呢。”医生委婉地说。 “在哪儿做？怎么做？成天坐在院子里能做什么饭？你见他什么时候把锅灶给她端出去过？”其实医生知道妻子不是因为那女人不做饭而愤愤不平，她没有把真实原因说出来。两个人都知道，她*终也不肯说出“他们不是两口子”那句话，原因是不管他们中的谁先把这句话说出来了，医生一定是要赶走那一男一女的。两个人都不肯说这句话也许是因为内心的顾虑：如果赶走这两个人的话，首先从良心上说他们要退还租金给对方，除此之外医生想的是，。面对这种状况，医生的使命感战胜了他作为一名乡下新教教徒（接受过浸信会洗礼）的道德感；对于医生老婆来说，也许是其他什么东西（这种东西或许医生也有）战胜了她身上的新教教徒的道德观，这也是医生的看法，原因是今天一大早他就被老婆唤醒，太阳刚刚升起，她身上裹着那件如同裹尸布一样的显不出任何曲线的棉布睡衣，灰突突的头发用卷发纸扎住站在窗户边上，示意他看窗外那个刚从海边回来，手里还拎了一捆捡回来的木头（用皮带扎得紧紧的）的男人。后来医生出门了，等他中午回到家时，看见妻子已经熬好了一大锅秋葵粥，分量多得足够十二个人吃饱肚子，医生可以想见她熬粥时一定神情严肃，带着一股会过日子的撒玛利亚妇女行善事的劲头，就好像她必须要熬这锅粥，哪怕心里不愿意也要委屈自己认真严肃地熬好这锅粥，哪怕这粥*后落个剩下的结果，不屈不挠地在炉子上待它个十天八天，一遍又一遍地被加热，直到两个从小生在海边长在海边喜欢吃金枪鱼、鲑鱼以及沙丁鱼（它们被离这里有三千多英里远的油脂厂屠宰，然后经过防腐处理被制成罐头）罐头而不是秋葵粥的人彻底消灭它。 医生亲自送粥过去—穿一件半新不旧的衣服的他手里端着一个盛粥的大碗（碗口上盖了一块平平整整、连一道褶子都没有的亚麻手巾，亚麻手巾看上去崭新挺括，还没下过水），挺着矮墩墩的身子笨拙地挤过两院之间那道由夹竹桃树组成的篱笆墙，医生这个笨笨的带着慈善意义的行为似乎表明他正在不折不扣地执行上帝给他的一个任务，而他之所以执行这任务不是出于对上帝的忠诚和对被施舍人的怜悯，而是出于责任和义务—他小心地放下碗，好像碗里盛的不是粥而是硝酸甘油之类的药汁儿。女人没有从椅子上站起来，甚至没有挪窝儿，只有眼珠动了动，像猫的眼睛。表面上看医生似乎只是一个面带憨笑且不修边幅的矮胖男人，但在这副面具下面，那双只有医生才会有的敏锐的眼睛警醒异常，什么都逃不过这样的一双眼睛，它们打量着那女人，严肃地、大胆地打量那女人脸上的每一个细节，那是一张病入膏肓的脸，消瘦憔悴。。事情清楚了，医生振作起来，却看见女人正用一双呆滞无神的眼睛盯着自己，他长这么大从没遇见过这样的眼神，里面像是酝酿了深仇大恨，但并没有针对性，性质反倒像是一个人因为心里高兴所以即兴朝一棵树和一根电线杆瞟过去的那种眼神。他（医生）不是给自己开脱，那眼神确实不是针对他来的。像是仇恨整个人类，医生想，噢，不是的，不是的，稍等一下，—那层纱即将被撕破，推理的齿轮即将咬合—妻子也许注意到了这女人的无名指上有戴过结婚戒指的印痕，但作为一名医生，他的观察自然更细致一些： “这不是汤，是秋葵粥，”医生说，“我妻子熬的。她—我们—”女人没有任何从医生手里接过粥的表示，身子还是一动不动，看着医生皱巴巴的衣服弯下腰，小心地放下盛着秋葵粥的碗，还有托盘。 “谢谢，”女人说，“哈里，拿进屋子里吧。”说完便不再看医生，嘴里却又说了一句：“谢谢您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