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亡:中国两千年治理得失

曹操、魏文帝的三国时代 魏文帝曹丕是帝制时期**位通过禅让革命，成功实现运营系统品牌转换的皇帝。曹丕追尊父亲曹操为太祖武皇帝，曹操是死后被儿子封为皇帝的**人。曹魏政权建立，脱胎于东汉末运营系统的溃败。从党锢之祸到董卓进京，忠于儒家价值、汉政权和皇帝本人的三合一信仰系统崩溃，各地呈现碎片化割据。曹操以法家的严刑峻法，力图振作统治者的权威，把唯才是举、“明达法理”作为进入组织体制的依据。这些是对东汉后期政治松弛、用人注重门第的虚誉风气的纠正。然而，曹操虽然扫平群雄，恢复了北方地区的秩序，却无法凝聚新的价值共识，从而重建具有全新品牌的皇权运营系统。曹丕正式立国称帝后，复太学、修孔庙和兴儒学，倡导儒家教化，以此为统治的核心价值。他确立的九品中正制选官制度，既是将用人权收归中央政权，也是对服膺儒教的士族地位的认可。 曹丕赞同汉文帝刘恒与民休息、以德化民的执政理念，从总结汉政权运营得失的政治正确出发，严格防范宗室、外戚和宦官等势力对于皇权的威胁，但是，始终未能迅速重塑天下士人共同忠诚的信仰。曹魏政权不仅无力统一南方蜀汉、东吴控制的区域，而且仅过二十余年，即发生*高统治者的继承危机。辅政大臣司马懿乘机发动了夺权政变。 曹操的困局 曹操的父亲曹嵩，为宦官曹腾之养子。阉人养子之后是曹操入仕后难以抹去的污名。曹操早年任洛阳北部尉时，棒杀违反宵禁令的宦官蹇硕之叔父，策划暗杀中常侍张让，上书为陈蕃、窦武等人鸣冤，都意在和宦官势力划清界限。可惜无论是上述行为，还是任济南相时励精图治，或是朝廷征召他当东郡太守、模仿名士挂冠求去的作派，都仍然得不到士族党人内心的认同。 袁绍、公孙瓒和刘表等士族、名士割据一方，不敢再受命另启新的运营系统，也不愿继续忠于被挟持的东汉献帝政权，实际上是对天下危局束手无解。曹操迎献帝至许昌，以东汉政权正统的名义平定各地，先后击败袁术、吕布、张杨、眭固和张绣等势力，在官渡之战中，一举击败袁绍军政集团，北征乌桓、南伐荆襄、西讨凉州，虽在赤壁大战中，败于孙权和刘备的联军，但是，基本重建了北方中国的治理秩序。 在统一战争的政治实践中，曹操为了处理组织体制内人力资源不足的状况，三次下达求才令。以为有德者未必有才，而有才者，或负不仁不孝、贪诈的污名。曹操所标明的唯才是举政策，并不是以道德作为标准的，以名节、德行为核心的儒教征辟选官制度一定程度上被废除。陈寅恪先生甚至判断，曹魏是得到部分豪族士大夫支持的法家寒族政权。曹操任兖州刺史时，诛杀名士边让，曾引起陈宫、张邈等当地士大夫起兵反抗，曹操诛杀孔子二十世孙名士孔融，更激发天下士人对他可能篡汉的警惕和批判。曹操的这些行为，或许是源于他非士族出身心理自卑的报复，或许是他从中央集权的统治策略出发，强悍打击日益兴盛的世家豪族势力。《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曹操“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奉行重刑明典的法家治理策略，即汉宣帝言汉家制度“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中的霸道方法论。 东汉政权晚期连年战乱，土地大量荒芜、人口锐减。曹操同样以法家的农战思维，解决国家物力、财力资源严重缺乏的困境。即政府大规模推行屯田制度，直接把农业劳动者组织起来， 置于独立的郡县系统外的屯田官员管理之下。屯田包括民屯和军屯两种，屯田客、屯田士兵相当于国家的佃客，屯田地区遍及政权所控制各地。国家每年所获的粮食，源源不断地从那里提供给前线作战的军队。 公元200年、214年，曹操两次和汉献帝身边近臣亲属发生冲突。参与倒曹行动的车骑将军董承等多位大臣，除刘备事先出走外，均被族灭。怀孕的献帝妃董贵人、伏皇后和她所生两位王子，以及伏后之父伏完等宗族数百人，全遭杀害。 曹操长期担任东汉政权的丞相，兼领冀州牧。公元216年，曹操被封为魏公，以邺为都，公然立宗庙而祭社稷。公元219年，曹操进爵魏王，出入服饰礼仪与天子无异，不仅成为事实上的*高统治者，还相当于自建了和东汉政权并行的运营系统。曹操被封魏公时，远在成都的刘备、许靖和马超等人上书献帝，痛骂曹操“窃执天衡”“剥乱天下”（《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但他并不以为意。曹操称魏王后，孙权上表劝他称帝，曹操却哈哈大笑：“是儿欲踞吾着炉上邪。”（《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他无法再做忠贞的汉臣，但他也相当清楚，天下士人不可能支持他打着兴汉的旗帜代汉。曹操*信任的首席谋士荀彧，因此忧愤而死。这不仅是曹操个人的困局，而是当时整个时代，价值观和方法论严重背离后形成的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