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鼓楼/共和国作家文库

章 卯（晨5时—7时） 1.钟鼓楼下，有一家人要办喜事。 操心的是谁？ 薛大娘洗漱完，用发散着香胰子气味的手，郑重其事地撕下了月份牌上的日历，于是，那个让她又盼又怕、又喜又忧的日子，便在新的一页红日历上，赫然宣布了出来： 对于薛大娘来说，一日二十四小时的记时法，新的一日从午夜零点开始的概念，虽说经过这些年子女们谈话的熏陶，也算懂得，但从心理习惯上来说，她还是把天光透进院落，算作一日的起始。 今天，薛大娘的小儿子薛纪跃办喜事。 薛大娘在那页被朦胧的天光照亮的日历面前，愣了好几秒钟。同北京许许多多同龄的老市民一样，薛大娘现在绝不是一个真正迷信的人，她知道迷信归根结底都是瞎掰，遇上听人讲述哪里有个老太太信神信鬼闹出乱子，她还会真诚地拍着大腿笑着说几句嘲讽的话；但她又同许许多多同龄的老市民一样，内心还揣着个求吉利的想法。现在北京并没有人摆摊算卦，办喜事也没有什么人再那么讲究生辰八字，偶尔听说外地农村里竟然还有因为算生辰八字酿成儿女悲剧的事，薛大娘一类的人也会跟着叹息。但在选择什么日子办喜事这样的问题上，北京城时下却确凿存在着一定的讲究。是谁倡导的？谁传播的？你捋不清。不仅像薛大娘这样的老市民，就是薛纪跃这样的新市民，也都颇为重视这个讲究。什么讲究呢？就是得选个阴历、阳历月、日都是双数的日子。这当然是一种原始不过的迷信心理:怕逢上单数会生出不吉利的丧偶的后果。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你可以比较轻易地涤荡繁缛的迷信习俗，却很难消除存在于人们内心中的原始迷信心理。薛大娘在副食店卖过二十多年的菜，头年才退休回家，她的文化水平恰到能够流畅地阅读日历的程度。在那张红色的日历面前，她把那些偶数读了几遍，心中漾出一种安适感。只是日历下面的小注略让她不快，不仅有个“十一”的数字瞧去刺眼，所预告的“冬至”这个节气似乎也不那么喜兴。不过，这几丝不快，很快也便被日历上所笼罩的红色驱散了。 薛大娘离开日历，看了看仍在床上酣睡的薛纪跃，本想过去把他唤醒，临到挪动脚步又生出了怜惜之情。让他再多睡一会儿吧，今儿个指不定得把他累成个什么样儿呢！ 薛大娘走出屋子。院子里很静，没有人影。按过去以十二地支划分一昼夜的计算法，那正当卯时①。薛家住着这个四合院里院的两间西房。虽说他们早已接出去了一间厨房，但今天要办喜事，厨房支派不开，所以昨天便搭好一个用汽车苫布构成的棚子，好让今天来帮忙的大师傅有用武之地。 薛大娘原以为老伴在苫布棚里，及至走进去一看，并没老伴的身影，便知道他是到什刹海后海边遛弯儿、打八卦拳去了。难道今天这个日子也不能停它一次？薛大娘不禁有点埋怨。薛大娘在苫棚里检查着备好的各种原料和半成品——洗净切好的白菜、油菜和胡萝卜，裹上鸡蛋面粉炸过一道的小黄花鱼，发了一夜的木耳、黄花和笋干……请到的大师傅据说曾在同和居掌过红案，他今天弄出来的“四四到底”（ 16个菜 ），肯定谁也挑不出碴儿来！ 薛大娘心神不定。帮忙的大师傅没到还情有可原——现在天刚冒亮儿，人家兴许住得挺远，总得过一阵儿；可大儿媳妇昭英怎么还不露面？半年前大儿子薛纪徽和儿媳妇孟昭英还跟薛大娘他们住一块。那时候，两间屋子，薛大娘老两口和小儿子薛纪跃住一间，薛纪徽和孟昭英带着女儿小莲蓬住另一间。薛纪徽是开130卡车的司机，孟昭英是同一单位的出纳，他们打结婚那天起就跟单位要房子，总算在今年春上要到了一间——住那间的技术员搬入了新居民区的单元楼，这间便倒给了他们。他们搬了出去，这才腾出了给弟弟薛纪跃成家的居室。北京城里就是这个形势，一个萝卜一个坑。薛纪徽两口子搬得并不算远，就在恭俭胡同那边住，离这儿不过两站来地。说好让他们一早就来帮忙的，可你瞧，天光眼见着越来越亮了，却还不见影儿。薛大娘心里只怨着孟昭英，这是她的一种心理习惯。两口子带着孙女来了，儿子叫没叫爹妈她不计较，媳妇要是忘了叫，或者叫迟慢了、声音听去不顺不甜了，薛大娘便会老大的不痛快；一般来说她倒并不发作，但面对着媳妇时，她却肯定不会现出哪怕是一丝笑纹。此刻她走出苫棚，朝院门迈步，心里直嘀咕：这个昭英，小叔子办喜事，在你心里头就那么没分量吗？还等着你去女家迎亲呢，你就不能早点儿来效力？ 薛大娘走出里外院之间的垂花门，迎面遇上了荀磊。荀磊是个俊俏的小伙子，今年22岁，比薛纪跃小3岁。他家住在一进门右首小偏院中，父亲荀兴旺原是东郊一家大工厂的老工人，头年退休后办了个个体户执照，在后门桥那里摆摊给人修鞋。说起来真是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这荀磊完全不像他父母那样五大三粗黑皮糙肉，竟长得细皮白肉苗条秀气。长相好倒还不算什么，他上小学起就肯好好念书，中学毕业后居然出乎全院人的意料，被外事部门直接招去，送到国外培训，今年夏天回来后，被分配在某重要部门当翻译，据说，将来还有机会出国工作呢！ 这时候荀磊手里提着两个剪贴得十分精美的黄底子的大红囍字，满脸笑容地迎住薛大娘说：“大娘，您过过目，要合适，我这就贴去！” 薛大娘喜出望外。她因为心里头堆满了事儿，倒把这个节目忽略掉了。院门口昨晚上就由薛师傅贴上了一对红囍字，不过刚贴上，就被才下班回来的荀磊偏着头评论说：“这字剪得不匀称，衬底也不好看。今天晚上我帮你们另做一对，明天早上先给你们看看，要觉着好，我就帮你们换上。”这不，他倒真做出了一对。 薛大娘仔细地瞧了瞧荀磊高举起的囍字，确实是好，笔道匀实、黄红辉映不说，光那边框里的喜鹊闹梅图案，就难为他怎么剪得出来！ “哟，好！真好！够多喜兴！”薛大娘拊着掌赞道，“小磊子，你可真是个人精！” “那我就弄糨糊给贴去啦！”荀磊高高兴兴地扭身回屋取糨糊去了。 薛大娘走出了院门，心情大畅。 这院子在北京北城的一条胡同里。此刻站在院门口，可以看见钟楼和鼓楼的剪影，从浅绿色的丝绸般的天光中，清晰地显现出来。那钟楼甍脊西端的兽头，1976年地震时震落了，只剩下东端的兽头，还在天光中翘着上弯的铁须；那鼓楼木构楼殿的支柱，有一根明显地显露出来，给本来过分凝重的剪影，增添了一点轻盈灵动的韵味。 薛大娘抬头仰望着这融入她的生活、她的灵魂的钟鼓楼。钟鼓楼仿佛也在默默地俯视着她住的那条古老的胡同、陈旧的院落和她本人。在差不多半分钟里，历史和命运就那么无言地、似乎是无动于衷地对望着。 但薛大娘很快便把眼光移向了胡同进口处。为什么昭英还不来？ 2.地安门大街上，来了一位给婚事 帮厨的人。他为什么不要茶壶？ 地安门的十字路口，显得过分宽阔。那是因为当年有座庞大的地安门，50年代初将它拆除了，修成十字路口，所以成了这样。不知道为什么，30年来，人们始终没有在那宽阔的街心，开辟一个转盘式的大花坛。人们净忙着干别的了。现在也还是这样，天还没有大亮，这里已经热闹起来。当然不是那种公园或商场式的热闹，而是一种缺乏色彩的、严肃的热闹——人们急匆匆地赶着去上班。公共汽车、电车里挤得满满当当。车站上既有循规蹈矩排队候车的人，也有无视公德、几乎站到快车道上、打算车到便往上跳的小伙子们。而构成总体气氛的关键，还是那些骑自行车的人。多数骑自行车的人只是被动地随着车流前进，但总有少数屁股不怎么沾车座的小伙子，蛇形地快速穿过每一个能利用的车隙，惊心动魄地飞驰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