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共和国作家文库

麦子黄了，大地再也不像大地了，它得到了鼓舞，精气神一下子提升上来了。在田垄与田垄之间，在村落与村落之间，在风车与风车、槐树与槐树之间，绵延不断的麦田与六月的阳光交相辉映，到处洋溢的都是刺眼的金光。太阳在天上，但六月的麦田更像太阳，密密匝匝的麦芒宛如千丝万缕的阳光。阳光普照，大地一片灿烂，壮丽而又辉煌。这是苏北的大地，没有高的山，深的水，它平平整整，一望无际，同时也就一览无余。麦田里没有风，有的只是一阵又一阵的热浪。热浪有些香，这厚实的、宽阔的芬芳是泥土的召唤，该开镰了。是的，麦子黄了，该开镰了。 庄稼人望着金色的大地，张开嘴，眯起眼睛，喜在心头。再怎么说，麦子黄了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场景。经过漫长的同时又是青黄不接的守候之后，庄稼人闻到了新麦的香味，心里头自然会长出麦芒来。别看麦子们长在地里，它们终究要变成苋子、馒头、疙瘩或面条，放在家家户户的饭桌上，变成庄稼人的一日三餐，变成庄稼人的婚丧嫁娶，一句话，变成庄稼人的日子。是日子就不光是喜上心头，还一定有与之相匹配的苦头。说起苦，人们时常会想起一句老话：人生三样苦，撑船、打铁、磨豆腐。其实这句话不是庄稼人说的，想一想就不像。说这句话的一定是城里人，少说也是镇子里的人。他们吃饱了肚子，站在柜台旁边或剃头店的屋檐下面，少不了说一两句牙疼的话。牙疼的话说白了也就是瞎话。和庄稼人的割麦子、插秧比较起来，撑船算什么，打铁算什么，磨豆腐又算得了什么？麦子香在地里，可终究是在地里。它们不可能像跳蚤那样，一蹦多高，碰巧又落到你们家的饭桌上。你得把它们割下来。你得经过你的手，一棵一棵地把浩浩荡荡的麦子割下来。庄稼人一手薅住麦子，一手拿着镰刀，他们的动作从右往左，一把，一把，又一把。等你把这个动作重复了十几遍，你才能向前挪动一小步。人们常用一步一个脚印来夸奖一个人的踏实，对于割麦子的庄稼人来说，跨出去一步不知道要留下多少个脚印。这其实不要紧，庄稼人有的是耐心。但是，光有耐心没有用，要紧的，是你必须弯下你的腰。这一来就要了命了，用不了一个上午，你的腰就直不起来了。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当你抬起头来，沿着麦田的平面向远方眺望的时候，无边的金色跳荡在你的面前，灼热的阳光燃烧在你的面前，它们在召唤，它们还是无底的深渊。这哪里是劳作，这简直就是受刑。一受就是十多天。但是，这个刑你不能不受，你自己心甘情愿。你不情愿你的日子就过不下去。庄稼人只能眯着眼睛，张大了嘴巴，用胳膊支撑着膝盖，吃力地直起腰来，喘上几口气，再弯下腰去。你不能歇。你一天都不能歇，一个早晨的懒觉都不能睡。每天凌晨四点，甚至是三点，你就得咬咬牙，拾掇起散了架的身子骨，回到麦田，把昨天的刑具再捡起来，套回到自己的身上。并不是庄稼人贱，不知道体恤自己，不知道爱惜自己，不是的。庄稼人的日子其实早就被老天爷控制住了，这个老天爷就是“天时”。圣人孟老夫子都知道这个。他在几千年前就坐着一辆破牛车，四处宣讲“不误农时”，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农时”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太阳和土地的关系，它们有时候离得远，有时候靠得近。到了近的时候，你就不能耽搁。你耽搁不起，太阳可不等你。麦收的季节你要是耽搁下来了，你就耽误了插秧。耽搁了插秧，你的日子就只剩下一半了，过不下去的。所以，庄稼人偷懒了可不叫偷懒，而叫“不识时务”，很重的一句话了，说白了就是不会过日子。都说庄稼人勤快，谁勤快？谁他妈的想勤快？谁他妈的愿意勤快？都是叫老天爷逼的。说到底，庄稼人的日子都被“天时”掐好了生辰八字。天时就是你的命，天时就是你的运。为了抢得“天时”，收好了麦子，庄稼人一口气都不能歇，马上就要插秧。插秧就更苦了。你的腰必须弯得更深。你的身子骨必须遭更大的罪。差不多就是上老虎凳了。所以说，一旦田里的麦子黄了，庄稼人望着浩瀚无边的金色，心里头其实复杂得很。喜归喜，到底也还有怕。这种怕深入骨髓，同时又无处躲藏。你只能梗着脖子，迎头而上。当然，谁也没有把它挂在嘴唇上。庄稼人说不出“人生三样苦，撑船打铁磨豆腐”那样漂亮的话来。说了也是白说。老虎凳在那儿，你必须自己走过去，争先恐后地骑上它。 不怕的人有没有？有，那就是一些后生。所谓愣头青，所谓初生的牛犊。端方就是其中的一个。端方是利用忙假的假期回到王家庄的，其实还是一个高中生，眼见得就要毕业了。端方在中堡镇念了两年的高中，并没有在书本上花太多的力气，而是把更多的时光耗在了石锁和石担子上。端方话不多，看上去不太活络，却在中堡镇结交了一些镇上的朋友，都是舞拳弄棒的内手。端方跟在他们的后头，其实是冲着那些石锁和石担子去的。虽说身子单薄，没什么肉，但端方天生就有一副开阔的骨头架子，关键是嘴泼，牙口壮，一顿饭能咽下七八个大馒头。高中两年，端方换了一个人，个子蹿上来不说，块头也大了一号，敦敦实实的，是个魁梧稳健的大男将了，随便一站就虎虎生风。端方带着他一身的好肉和一身的好力气回到了王家庄，同时带回来的还有一床被褥、一只木箱子和两把镰刀。端方是知道的，忙假一完，一眨眼就是毕业考试。考过试，掖好毕业证书，他就是王家庄的社员，一个正式的壮劳力了。 端方在镇子上拼了命地练身体有端方的理由。端方和父亲的关系一直不对，有时候还动到手脚。端方得把力气和体格先预备着，说不定哪一天就用得上。端方的父亲不是亲的，是他的继父。端方是作为“油瓶”随他的母亲“拖”到王家庄的。那一年他刚刚十四岁。由于发育得晚，端方又瘦又蔫，基本上还是个秧子。在此之前他不仅不是王家庄的人，甚至都不是兴化县的人。他被他的母亲寄养在大丰县，白驹镇，东潭村，他外婆的家里。那其实也不是端方的家。他的家应该在白驹镇的西潭村，他生父的尸骨至今还沉睡在西潭村的泥土下面。端方寄养在外婆的家里，嘴上说是被外婆养着，真正养他的还是小舅舅。但是小舅舅成家了，小舅妈过门了，嘴上没说什么，端方到底碍着人家的手脚。母亲沈翠珍赶了一天的路，从王家庄来到了东潭村，领着端方四处磕头。先是给活人磕，磕完了再给死人磕。端方木头木脑的，从东潭村一直磕到西潭村，再从东潭村一直磕到兴化县的王家庄。端方一到王家庄就有爹了，姓王，王存粮。沈翠珍把端方领到王存粮的面前，叫他跪下，叫他喊爹。端方喊不出，跪在地上，不开口，不起来。后还是王存粮的大女儿红粉把端方从地上拽起来了。红粉刚刚从地里回来，放下锄头，解开头上的红格子方巾，对端方说：“这是我弟弟吧，起来，起来吧。”端方次在王家庄开口喊人既不是喊爹，也不是喊妈，而是喊了红粉“姐姐”。母亲沈翠珍听在耳朵里，心里头涌上了无边的失望。 继父王存粮其实是个不坏的男人，对沈翠珍好，没有什么说不出口的坏毛病。就是有一样，嗓子大，出手快。要命的是，他管不住自己的手。王存粮不能忍受的就是别人顶他的嘴，你要是顶嘴了，他的巴掌就跟你的回音似的，立即反弹过来了。有一次王存粮的巴掌终于掴到沈翠珍的脸上，端方正在厨房里烧火。他听到了天井里脆亮的耳光，他同时还听到了母亲的失声尖叫。端方走出来，绕着道逼近了他的继父，突然扑上去，一口咬住了王存粮的手腕。甲鱼一样，怎么甩都脱不开手。王存粮拽着端方，在天井里头四处找牛鞭。端方瞅准了机会，松开嘴，跑回了厨房。他从锅堂里抽出烧火钳，红彤彤的，几近透明。端方提着通红的烧火钳，对着继父的屁股就要戳。翠珍高叫了一声“端方”，声嘶力竭。端方立住了脚。翠珍指着天井里的井口，大声说：“儿，你要再上去一步，你妈就下去！”端方拿着烧火钳，就那么喘着气，定定地望着他的继父。王存粮直起身子，把流血的伤口送到嘴边，舔了两口，出去了。沈翠珍看见端方对着烧火钳吐了一口唾沫。烧火钳“”了一声，唾沫没了，只在烧火钳上留下一个白色的斑点。翠珍走到端方的跟前，想抽他，鼻子却突然一阵酸。她看到了儿子的这份心了。端方到底不是她带大的，这么多年不在身边，多少有些生分，当妈妈的总归亏欠了他。这是心里的疙瘩，成了病。现在看起来亲骨肉就是亲骨肉，就算打断了骨头，到底连着筋。孩子大了，得了这孩子的济了。翠珍望着她的大儿子，泪水在眼眶里打漂，突然就是一声号啕。翠珍一把夺过端方手里的烧火钳，冲儿子说：“你拉屎把胆子拉掉了哇？啊？！” 端方终于在王家庄有了自己的家了。可这个家很特别，有相当复杂的错综。一个姐姐，红粉，是继父原先的女儿。两个弟弟，大弟弟端正，随母亲的改嫁“拖”过来的“小油瓶”；小弟弟网子，翠珍嫁过来之后和王存粮生的。比较下来，端方的处境有点四面不靠，是长江里的一泡尿，有他并不多，没他也不少。不过刚进了家门不久，端方就看出一个不好的苗头来了，那就是母亲有她的忌讳，怕红粉。红粉利落，和她死去的娘一样，说话脆，办事脆，做任何事情都有去无回，当然也就有头无尾，一把下去，三下五除二，扯着藤又拽着瓜。红粉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她的性子叫人拿不准，没有一个恒定的分寸。好起来什么都好，甚至有点过分，但坏得突然。一旦坏起来，具有无可比拟的爆发性，具有大面积的杀伤力。只要她的疯劲上来了，什么都碍她的手脚，连板凳的四条腿都不能放过。看准了这一条，母亲的忌讳实际上也就成了端方的忌讳，端方尽可能不招惹她。端方其实并不惧怕红粉，但是，为了母亲，端方还是让着，咽得下去。好在红粉对待端方还算不错，她的冤家是沈翠珍，又不是端方，犯不着了。在人多的地方，红粉反过来还会念着端方的好。她就是要让别人听听，她红粉并不是不通情理的人。和沈翠珍处不来，完全是那个当后妈的不是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