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

绪论 　　暗流：超越安阳 　　在中国考古学，尤其是1949年之前的中国考古学中，安阳拥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新生的中国考古学以安阳作为起点并非偶然，不过，安阳在1949年之前的中国考古学中形成一枝独大的局面却是始料不及的。具有近现代意义的考古学理念自19世纪晩期起零星地进入中国，但直到新文化运动时期之后才形成整体性学科规模。尽管选用标准不一，但是诸家都将中国考古学的诞生推定在20世纪20年代。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下文分别简称中研院和史语所）于广州东山成立，初设九组，后合并成历史、语言和考古三组。由于创始学人深受德国兰克史学的影响，史语所从创办之初起即强调“求新材料”是其首要任务。傅斯年（1896～1950）开宗明义地表达了史语所的学术目标在于“我们很想借几个不陈的工具，处治些新获见的材料”，而考古是发现新材料的*显而易见的途径。他进而勾勒了寻找新材料的两条线路，即京汉路的安阳到易州一段和自洛阳逐步西向至中亚。国家主持的考古学实践初试啼声，虽然存在若干选择，但是无论在理论预设，还是前期基础和工作便利上，安阳都远优于其他。如果以史语所的成立和史语所主导的安阳发掘的展开为中国考古学的起点尚存在争议的话，毋庸置疑的是，史语所在中国考古学随后二十年的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无出其右。自1928年起，安阳的发掘先后由董作宾（1895～1963）、李济（1896～1979）和梁思永（1904～1954）等主持，虽时有波折，但一直到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安阳发掘才被迫中止。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安阳的发掘也未能及时恢复，直到195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才重返安阳。战前安阳发掘共计15季，年代跨度几近十年。史语所考古组发掘了小屯北地、侯家庄、西北冈、后冈、大司空村等多个地点，先后揭示出晚商宫殿、作坊、陵墓等重要考古学遗迹和包含甲骨、青铜器、玉器、陶器在内种类众多、数量庞大的遗物。安阳发掘的*直接的贡献是证实了晚商的存在。这种“证实”对于中国上古史，尤其是在疑古思潮冲击下亟待重建的古史体系至关重要。虽然安阳的发掘并不能和《史记 殷本纪》完全对应，但是古史体系急不可待地征引了安阳发掘，并且轻率地扩大了安阳“证实”的范。对于中国考古学而言，它无疑强化了编史倾向，历史考古学的影响尤为明显。但是，安阳对于中国考古学的更重要的价值表现在学科特征的塑造上。安阳的发掘延续时间长，频率高，不仅在1949年之前的考古学中无任何其他单个遗址可以企及，就是直到晚近也罕有可以与之匹敌的个案。在安阳正式发掘之初，中国考古学几乎没有任何可资征引的田野发掘经验。因此，在中国考古学的田野经验和方法积累上，安阳具有不可辩驳的奠基之功。安阳培育了中国考古学的区域性历史知识，即如何辨认地层、墓葬、建筑等遗迹单位，如何发掘，如何对器物进行描述和分类，如何实现考古学器物组合和文化与上古史重建的结合。安阳小屯及其周边遗址面积巨大，遗迹和遗物类型多样，这是此前发掘的其他遗址无可比拟的。无论是墓葬和房址的发掘，还是器物类型区分，中国考古学在随后数十年的工作思路都可以在安阳找到早期线索。在中国考古学学术力量的建设上，安阳发掘聚集了1949年之前绝大部分专业力量，因此对于中国本土考古学家的培养，以及他们之后的学术倾向都有重要的影响。从学术背景上看，中国考古学**代学人中除梁思永之外，其余诸家都是出自西方人类学或者本土历史学和文字学背景；在发掘安阳之前，有实际田野工作经历的中国考古学人仅有李济和梁思永，但是，他们的发掘经验在地域和遗址类型上都极受局限，因此大多考古学家是在安阳开始逐步掌握中国考古学的具体遗物类型和遗迹现象。而且，由于安阳是战前硕果仅存的长期发掘的遗址，成长中的中国考古学第二代学人几乎悉数受益于安阳的发掘。从任何角度判断，战前的安阳都是早期中国考古学的大本营。 　　但是，安阳并非1949年之前中国考古学的全部。虽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甫一成立就开赴安阳，恢复发掘，在随后的半个世纪中安阳重要的发现也层出不穷，但是，其在中国考古学中的比重巳经显著降低。如果超越安阳单一遗址，重新观察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地区考古学布局，我们即可明确地感受到中国考古学范式的变迀。不同理论立场的考古学与现实政治的亲疏程度不一，其中国族主义考古学与政治格局的变迀*为契合。直到8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考古学仍然处在分类一历史范式之下，尤其容易受到社会情境的影响，也更倾向于与国族主义思潮结合。1949年之后，参与安阳发掘和研究的大部分学人随同史语所及安阳遗物迀台。新建的大陆地区考古学传统对变革的强调，远较继承强烈得多。安阳传统此时巳经转为“暗流”，直到非常晚近的时代才重新得到认可。中国考古学在50年代明显受到苏维埃考古学传统的影响，不过尚不可解释自50年代起中国考古学“遗产”的全部组成成分。新生的国家考古学机构几乎尽可能地吸纳了多个来源的学术力量。大部分省区都开始组织自身的考古学发掘和研究活动，除了北京大学和考古工作人员培训班培养了大批考古工作者之外，各地也在改造和吸纳众多1949年之前就参与考古活动的人员。这导致50年代的中国考古学看起来更加多元。至少在考古学从业人员、考古学方法上，存在着众多来自安阳之外的知识和技术。而在阐释理论上，流露出诸多既非出自安阳，也非受到苏维埃考古学影响的特质。这些传统在此前尚未得到充分的讨论，尤其没有在考古学学科建构的意义上予以评估。舍弃对这些部分的考察，我们将无法理解时至今日的中国考古学中仍可体察的独*传统的来源，抹杀中国考古学的多样性特质。 　　I1　安阳传统 　　安阳位于豫北平原上，洹水穿行而过，洹水两岸即是商代晚期都城“大邑商”的遗址所在地，覆盖今天的小屯村、大司空村、小司空村、武官村、后冈、花园庄、西北冈、梅园庄、孝民屯、侯家庄、范家庄和北辛庄一带。虽然《史记》诸篇两次提及殷墟，但是至少在20世纪之前并没有引起学者们的足够注意；隋墓填土之中频见甲骨碎片，也未引起任何严肃的学术研究。19世纪晚期，安阳小屯村民即巳在地中掘出甲骨，起初作为刀尖药出售给药铺，到世纪之交时，甲骨成为古董市场上金石收藏扩大化潮流中新辟的一个类别。掘地获取甲骨成为安阳一带农民在农闲季节的主要营生活动。不过，学术意义上的甲骨发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相对漫长的时期。自1903年刘鹗《铁云藏龟》起，经1904年孙诒让《契文举例》刊布，到1912年罗振玉《殷墟书契前编》出版，方才确认甲骨的史学价值。以罗振玉和王国维为代表的学者的甲骨文研究将安阳小屯及周边地区和晩商史联系在一起，但在甲骨之外，无论是学者还是古董商人对商代安阳的其他侧面知之甚少，也评估不足，甚至认为“宝藏一空”的安阳几无“考古”价值。 　　1928年成立的中国*高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即选择此地作为考古组的重要基地。安阳是史语所1949年之前考古发掘的唯一重心，也是中国考古学诞生*初三十年中，有组织、有计划的考古学研究进程的*好例证。在安阳之外，并非没有其他遗址可替代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基石。至少安特生巳经在1921年发掘了新石器时代遗址仰韶和旧石器时代遗址周口店。后来主持殷墟发掘的李济也于1927年发掘了西阴村。但是，安阳并不是偶然选择的结果。相对于石器时代遗址，具有实证史学倾向和国族主义倾向的考古学都更乐于选择早期历史阶段或者原史阶段的遗址，因为后者直接关涉到国家和文明起源等问题。而另一方面，虽然田野考古学观念巳经零星入华，但是如何具体在中国完成自调查、发掘到整理的过程，几乎无人拥有经验。中国考古学几乎无力另辟全新的发掘地点，只能在既往有出土记录的地点中选择。而且从史料学角度出发，选择有晚期文献支撑的原史遗址也较史前遗址更为稳妥。傅斯年大致划定了史语所*初考古工作的范围，其中安阳无疑是*具可能性的候选地点。 　　史语所对安阳的预期与传统学术有别。安阳布局之前，传言多认为安阳巳经发掘殆尽，但傅斯年对安阳发掘的成果持乐观态度，尽管其判断基于何种事实基础和理论假设巳无从求证，“安阳殷墟以前盗出之物并非彻底发掘， 这些地方我们既颇知其富有，又容易达到的，现在已着手调查及布置，河南军事少静止，便结队前去”。此论作于1928年5月。嗣后不久，即1928年8月，史语所编辑员董作宾被派往安阳小屯调查。董作宾系河南南阳人，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生毕业后短暂任教于中山大学，旋转入史语所。自安阳发掘起，董作宾毕生以安阳甲骨为主要研究范畴，是甲骨学研究成果*丰硕的学人之一。在洹水一带调査之后，他坚称此地并非如同罗振玉所断言的发掘完尽。“吾人可由此次调査而知者，为甲骨挖掘之确犹未尽”，吁请中研院迅即展开发掘。此论也微妙地透露出，董作宾在学科定位和研究取向上更接近罗王之学，仍然以甲骨为安阳发掘的追求目标，并非傅斯年期盼的田野考古的*佳人选。 　　安阳发掘就是在发掘初衷与新史学理念略有违离的情况下展开的。为了顺利进行发掘，中央研究院和河南省政府联合组成发掘机构“中央研究院掘地层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