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学视野丛书·作为学问的故宫学

　　《故宫学视野丛书·作为学问的故宫学》：　　有说易培基就任教育总长后，与李煜瀛一起策动冯玉祥派鹿钟麟等人逼溥仪出官，组织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清官物品。易培基是当年驱逐溥仪出官的主要倡导者，为清室善后委员会首席委员。这不是事实，是想当然的说法，必须予以澄清。　　清室善后委员会*重要的任务是点查清官物品，分清公产、私产。12月20日召开了委员会**次会议。在清室方面的委员拒绝到会的情况下，按法定程序，通过了《点查清官物件规则》。清室方面委员拒不参加点查，抵制善后会的行动。12月22日下午，善后会在神武门城楼上召开点查预备会，会议开始前，收到国务院内务部公函，称“政府正在筹议办法，该委员会未便遽行点查”。会议对此进行了激烈讨论，*后一致决定坚持对清官物品的点查工作，23日正式开始点查清官物品。按善后会组织条例成立图书博物馆筹备会，聘易培基为筹备会主任。正式点查工作直到24日上午才从乾清官、坤宁宫开始。其他宫殿的点查工作也随之开始了。因为这些不是我们要讲的主要内容，就略过不谈。这时，段祺瑞已被张作霖、冯玉祥举为临时执政。这里我只想强调一点，人们所说的“段祺瑞与清室的遗老遗少们沆瀣一气，采取种种卑劣手段阻挠点查工作的进行”的说法是不对的，12月24日经段祺瑞同意，国务会议议决办法五条：一、原有之委员仍旧；二、各部长官每日须有一二人前往察看；三、各部遴派重要员司四人会同点查，但每日非有二人到会不可；四、清查应需之经费由财政部指拨；五、清查章程有酌改者，会商委员会酌改。段祺瑞在呈折上亲笔批了“可，如拟办”四字，这是“故宫”日后能够名正言顺在历史上存在的*关键的一个文件。我们谈历史要根据事实说话。　　点查清官物品，以宫殿为单位，而顺序则由入口左侧起，逐件编号，依序录登。因清官殿堂众多，善后委员会遂将各宫殿按“千字文”编号，如乾清官为“天”、坤宁宫为“地”、南书房为“元”、上书房为“黄”等。物品的编号有总号、分号之别：橱柜箱架各为一总号，以中文书写；置放其内之物则属总号之下的分号，以阿拉伯数字记之。点查作业以组为单位，派赴各宫殿点查，谓之“出组”。每次清点，除工作人员外，还有军警参加，*多的参与者近20人。每组各有一张担任职务签名单，称为“组单”，上列六大工作项目：查报物品名目、登录物品、写票（据点查登录簿所记编号写成票签）、贴票（将票签粘贴或悬挂于物品上）、事务登记、照像（重要物品需照像）。　　1925年9月29日善后会讨论并通过，决定成立博物馆，定名故宫博物院，于1925年10月10日开幕。根据《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故宫博物院的领导机构为临时董事会与理事会，下设古物、图书两馆。李煜瀛任理事会理事长，主持院务，易培基任理事兼古物馆馆长，陈垣任理事兼图书馆馆长。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在乾清门前举行了隆重的开院典礼。故宫博物院的成立是中国博物馆事业走上正轨的开端。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谭延闽登上了南京国民政府常委、主席、行政院长宝座。易培基得谭延闯、李煜瀛、吴稚晖、张静江等人支持，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兼农矿部长，同时还任劳动大学校长。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南京国民政府接管北京，改北京为北平特别市。6月1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派易培基前往北平接管故宫博物院。易培基因病一时不能北上，乃分电委托马衡、沈兼士、俞同奎、萧瑜、吴瀛等五人代行接收之事，并陆续电嘱他们接收清史馆、颐和园（因故未能接收）；要他们向中美文化基金会借款，以补发同仁们的欠薪。　　6月27日国民政府第74次会议讨论了国府委员经亨颐提出的“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或移置故宫一切物品”的议案，并函请中央政治会议再行复议有关故宫博物院的决定及有关法令。当时易培基正生病，遂由李宗侗写了一篇2000字的驳议，以大学院古物保管委员会主席委员张继（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的名义，呈请维持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原案。呈文与经亨颐提出的废除故宫博物院提案一起，交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55次会议讨论。易培基在中央政治会议上极力申述维持原案的理由，坚持建立故宫博物院的必要性，经过共同努力，否决了经亨颐的议案，决定维持有关故宫博物院的原决议案。1928年10月，公布了《故宫博物院组织法》与《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条例》，明确故宫博物院“直隶于国民政府，掌理故宫及所属各处之建筑古物图书档案之保管开放及传布事宜”，并由政府任命了故宫博物院**届理事会27人，理事会在南京开会再推举理事10人。理事共37人，包括当时全国政界、军界、财界、宗教界、文化界的众多知名人士，如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阎锡山、于右任、宋子文、班禅九世、蔡元培、李煜瀛、易培基、陈垣、沈兼士、马衡。理事会推定李煜瀛为理事长，李煜瀛、易培基、张继为常务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