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生活秘史:公众、私人与知识的分类

中文版序言 作为文学学者，我始终对理念及其历史感兴趣，特别是，有些范畴为何变得彼此对立？显而易见的回答就是，它们并不是逐步对立，而是像热与冷、湿与干、硬与软一样，本来如此。诸如此类的对立是绝对的，但它们只是在抽象的形式中才是绝对的，这也同样显而易见。在具体条件下，它们等同何物有着极大的可变性，且取决于被你询问的那人，也就是说，他的感官知觉正被询问。因此，对此类对立而言，回答就是个人感官知觉之事。 但因为个人是社会的人，他们理解的方式既是天性的，又是文化的。对立有文化的成分；诸如好与坏、真与假或美与丑等对立，看似更多地基于文化经验，而不是天性经验。然而，这些文化对立如何变得如此，回答这一问题需要理解众多关于被询问的文化之事——实际上，理解文化本身如何变得如此——这样一来，并不是引出某个答案，而是诱出众多更具挑战的问题。 无疑，这就是需要走的路。但我想知道，是否存在某种一开始就明晰路径的方法，与其说是一条捷径，不如说是一个可能有助框定本询问的开篇假设。如是观念不请自来——真的就是激发我*初兴趣之事——即对立从曾经的相似与邻近之基中萌芽。它似乎是文化变革的共同特征，以事物的独特构想为始，由作为单一整体成分而可区分但不可分的元素构成，可以分为各个组成部分。这种知识分工以某种实验性的好奇为动机，可能依循之前已看似如此相似与邻近，以至于成为更大整体的不可分组成部分之事的轮廓，也许是没有牺牲某种整体本身之感的不可分。 此外，这个问题可从另一个方向来解答。我思考众多概念的历史（已构成自己极熟悉的英国历史文化往昔）时，意识到存在某些范畴，尽管它们彼此不同，然而有着某种家族近似，仿佛来自某个共同的起源或根基。在某些词语实例中显然如此，如“honor”，它*初隐含血缘关系的集体纽带，但也开始意指个人美德；“science”，早期是知识之意，但17世纪后成为“自然科学”；“estate”，*初是国家或政体，但随后是私人地产。至于其他词语，相关联系似乎更加悖论，甚至是对立的：“propriety”意指个别地及恰当地归为个人之事，但如今是某人拥有的财产；“individual”原意是不可分的、集体的，但演变成单独的、独特的意思。 我说到了这些概念与它们在时间层面具有的语义，因此强调某个原始语义如何可以演变成一个相关的，甚至不同的语义。从它们成为主导语义的历史层面来说，这似乎常常是准确的。但关于概念差异，甚至概念对立如何发生的这个演变视角遮蔽了在我一直探究的设想之中更重要之事，这不是在不同概念语义成为通行一事中存在重要的时间秩序，而是这些不同语义于文化变革缺失内的兼容共存中交织的不同语义。文化变革缺失导致这些不同语义分离而出，仿佛是从它们集体含意中剥离而出。 我的兴趣同样在于提出如是问题，何种文化变革类型可能加速这种分离过程，概念整体内诸组成部分的区别与它们从该整体的分离之间，是否存在假定关系的经验主义证据？经过多年研究，我开始猜测这个过程的证据在我专门研究的时代，即17与18世纪英国尤为有力。我的**部专著关注的是英国复辟时期政治与诗歌的纠缠，显然与随后两个世纪的这些范畴分离构成对比。我的第二部专著关于现代性的主导文类，小说的起源。有些学者认为，小说是作为古典时期或中世纪文类而聚合的传统形式。深入1600年至1740年的政治、社会、经济与智识语境，我认为，这些情境与那些在更早时期的文化变革中显见的情境相似，但存在文化整体分部划分的潜能一事在17与18世纪成为现实。我认为，小说的起源特别取决于使我所称的真实与美德问题在文化层面明确一事，因此，关于认识论概念与社会地位的传统隐性共识被打开，发展成关于那些问题如何可能被回答的不同且对立的视角。小说的出现，使这些视角开始竞相角逐。 正如《家庭生活秘史》的副标题所示，本书也关注开启西方现代性的概念组成部分——知识分工——的分离。然而，看似极为不同之事也是由此副标题暗示。看上去，我的话题不是由不同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构成的概念整体，而是一个基本的二分体，公共与私人之间的明确概念对立。这也意味着，对立如何从概念整体，从隐性的相似与邻近之基中出现的重要事宜并不是本研究的关注所在。但这是一个视觉幻象。我的论点是，尽管公共-私人对立的种子存在于城邦与家庭，经验的政治与家庭领域之间的古希腊区别之中，这些范畴并不完全在古典时期分离。实际上，在我们对该词的理解中，私人领域与家庭领域没有关系，在那些文化条件下并不存在。在前现代文化中，拉丁词根“privatus”不是意指“私人的”，而是贫困的，或剥夺的，家庭生活不是私人的，而是被剥夺那些城邦之人享有的自由，这不是巩固对立的关系，而是巩固排斥的关系。 众多词源之根从这古典之基萌芽，并根据自己植根于此的特殊文化语境有所变化。在大多数西方国家，政治与家庭之间的关系继续不平等，如果不总是以零和排斥的方式。在英国，其不同版本是以微妙的方式有所变化。一方面，父权制意识形态的逻辑认为，君主的主权源自父亲之于自己家庭臣民的先前权威。但另一方面，国家与家庭的不平等显然在自己“小共和国”内父系权力的君主授权中得以反映。尽管这些体制被视为不同实体，概念的辩证流动性说明，构成它们区别的语义分离尚未明确。 《家庭生活秘史》的主要部分记载了这种伟大转型如何在经验领域发生，后者根本上事关公共与私人之间的关系：主要说来，是经济从政体的分离，绝对主义从绝对君主制向绝对私人财产的退化，新教改革与个人意识，以及神意“呼召”高过救赎的体制管理，借助印刷及虚拟现实出版的文化渗透，家庭经济，以及为生存而进行本土生产的原则被为商品的市场流通与资本积累而从事的生产取代，住宅空间的建筑区分与细化，如此之“性”的具化：性别延续的惯常理念向性别差异的生物学转变，同性行为的转变，通常被认为是大多数男人所行的实践如今是那些被认为偏离男性气质规范标准之男人的特有行为。 这些演变显然取决于私人领域的新观念。私人经验的前所未有理念成为个性价值、主体性、内在性，以及肯定智识与情绪自主的自我创造性的基础。但新的私人领域反过来取决于新公共构想的出现，不是取代旧的，而是明确解释“旧有”的公共——传统体制与国家政府机器——对普通公民行使权威这确切存在一事。新的公共与私人同时存在，彼此构成辩证关系，彼此由对方组成，由对方构成。新的公共构想与“社会”理念同步，后者很快成为现代思想不可缺少的附随物。“社会”首先被构想为“公民社会”，以承认它对普通个人群体的指涉，这个群体通过被国家统治的方式假定有争论那些规则，并使之明确，接受质询的民间职能。不同于传统的公共领域，这是虚拟的，没有实际存在，只由所有那些实际个人组成，他们自觉地选择参与其中。这个虚拟的“公共领域”成为现代话语中的常用术语，极明显地作为“公众舆论”的声音，以及凭借代表型民主体系中实行的选举权力——遍及欧洲大多数国家，取代自上而下统治的传统体系——很快对实际公共政策施加真正的压力。他们的观点、动机、选择曾被旧有实际公共领域，迄今被隐性代言的实际个人群体无视，如今通过虚拟公共领域而被赋予明确的声音。 印刷技术的长期效果——如此遍及18世纪经验，以至于历史学家们恰当地将其与“印刷文化”的到来联系——对公共领域的创建至关重要。印出的出版物建构了作者与读者的虚拟脉络感，这不仅对政治领域的公众舆论力量至关重要，而且对“公众读者”，以及如今存在的“文学”范畴的形成至关重要，如“文人共和国”一样，这将其同质虚拟地、隐喻地归于自文艺复兴以来日益熟悉与有效的手稿文化内的实际书信流通。此时期的另一个虚拟创造，“市场”隐喻地将流通理念延展到作为虚拟商品的实际货物想象交换。如代表型政治一样，市场是一个想象的体制，通过普通民众的参与拥有巨大的实际影响。这些演变——政治代表、资本主义经济、印出的印刷物——被确认为构成现代性的基础。将这些聚集一起的是想象的力量，跨过丰富的个人多样性，在集体层面得到驾驭，绕过实际的、牢固的权力关系设立的界限。想象，传统的知识官能获得了这种新发现的力量，当它不仅可以被理解成幻想、幻觉或讹误，而且可以被理解成创造某种信念时。信念的力量不像宗教信仰那样，并不需要对在经验主义层面显见于感官之事的形而上超越。这种美学信念概念在18世纪出现，不可避免地受其与经验主义认识论固化的比较与对比影响。 重回我开篇的问题，即这些范畴如何变得彼此对立，关于公共与私人的回答就是，这发生在此时：私人理念在被剥夺邻近公共的消极情境内潜伏数世纪之久，当公共领域易受众多外力持续攻击时，开始进入社会意识。私人价值以这种方式在公共的传统统治下从其延长的消极性中，作为积极价值分离而出。但为了此事的发生，积极的公共领域不得不作为集体虚拟范畴而出现，实际个人的隐私可能于此内具有意义。因此，公共与私人的分离是一个复杂的，使两者以不同基调同时融合成为必要的现代现象。正如读者会发现的那样，这种从区别到分离，再到融合的首要简略之举，采用的是我刚在公共与私人实例中概括的特殊形式。但这三步举措本身具有有助于现代时期牢固的结构一致性的其他文化兴起实例的范围特点。 《家庭生活秘史》，公共与私人如何开始拥有自己现代意义的故事，是一本关于新社会存在与新认识论存在出现的书。这个故事也在书名中得以概括。作为社会体制的家庭生活的复杂本质由若干不同元素构成，这已成为我研究的目的。本书名所指的历史是“秘密的”，因为它指的是一度与这些元素不同，但相伴而生的某个认识论元素。“家庭生活”这个术语及理念有现代起源。“家庭生活”如何与更早的“家庭化”概念相关？“家庭化”这个术语的一个普通寓意就是使挑战世俗理解的如此崇高或伟大之事归化，以“引至”经验与理解的本地或普通层面的方式使之熟悉化。这是家庭的卑微层面，既不伟大，又不崇高，因此是为实现适应世俗理解目的的现成方式。但“家庭生活”一词的创造预示如是承认，即本地与普通层面有必要被命名，因为它已符合标准资格，不再是为更高目的，而是为自身目的的认识论方式。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此法描绘作为某种社会体制的家庭生活秘史，即顺着家庭化的认识论线索，直到不再需要，因为家庭生活已经取代了它的位置。 迈克尔·麦基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