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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宋关系史研究(增订本)

金宋关系史研究(增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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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详情
  • ISBN:9787100173216
  • 装帧:70g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其他
  • 页数:601
  • 出版时间:2019-11-01
  • 条形码:9787100173216 ; 978-7-100-17321-6

本书特色

适读人群 :大学以上程序读者《金宋关系史研究(增订本)/欧亚备要》以金朝兴衰为线索,系统论述金朝对宋政策,多方钩沉金宋和战史实。同时,表达了作者对若干有争议问题的观点。是首部内容丰赡,叙述翔实的金宋关系史。

内容简介

本书是作者多年来学习和研究金宋关系史(宋金关系史)的论文选集,定名为《金宋关系史研究》并非是要抬高金朝的历史地位,也非有意标新立异,而是因为,在宋金对峙时期,金人说战就战,说和就和,始终处于地位,因此,要弄清楚宋金关系发展的基本情况,就必须弄清楚金朝对宋政策的发展和变化,否则,对宋金关系发展过程中一些问题的认识就会模糊不清。本书所选论文大部分是从金朝对宋政策的发展变化入手去研究金宋关系,以便更容易认清和理解金朝对宋关系的发展和变化。也就是说,本书主要是研究金朝对宋关系的著作,而不是研究宋朝对金关系的著作(书中叙述宋朝史事时涉及对金关系使用“宋金”一词,叙述金朝史事时涉及对宋关系使用“金宋”一词),属于金朝对外关系范畴。

目录

**编 总 论

中国古代的“中国”与“国号”的分离与重合——中国古代“中国”国家观念的演进

试论金人的“中国观”

“中国多元一体”与辽金史研究

关于辽金的“正统性”问题

关于宋金关系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论宋金关系的主流

关于民族英雄评价问题的学术讨论

阿骨打是女真族的民族英雄

第二编 宋金“海上之盟”研究

北宋联金复燕之议始于何时?

北宋联金复燕的活动及其经验教训

关于宋金“海上之盟”的几个史实问题

宋金“海上之盟”平议

第三编 金宋和战研究

完颜阿骨打对宋政策探析

宋金战争爆发原因初探

完颜宗翰对宋政策述论

完颜昌对宋态度的转变及其成因

“兀术不死,兵革不休”考辨

金国归宋河南陕西地的目的新探

关于《试论金国归宋河南陕西地的目的》一文中的几个史实问题

伪齐刘豫被废原因考辨

金熙宗对宋政策的转变及其作用

宋金议和后宋钦宗为何没有归宋?

“澶渊之盟”对宋金和战的影响

金世宗对宋议和述论

金章宗对宋政策析论

金宣宗对宋政策之失误

第四编 宋金交聘制度与经济文化交流研究

宋金交聘制度述论

宋金关于交聘“国书”的斗争

宋金关于“受书礼”的斗争

宋人出使辽金“语录”研究

“语录”缘起与宋人出使辽金“语录”释义

宋金“海上联盟”期间的领土交涉——以赵良嗣《燕云奉使录》的记载为中心

《茅斋自叙》记载的女真生活习俗与宋金关系

范成大与《揽辔录》

宋金聘使对文化交流的贡献

洪皓使金及其对文化交流的贡献

金上京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

第五编 附 录

清人赵翼的宋金关系史研究

近二十年大陆金史及宋金关系史研究

日本的金史及宋金关系史研究

西方学者的金史及宋金关系史研究

参考文献

索 引

增订本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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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

  《金宋关系史研究(增订本)/欧亚备要》:  赵恒烈认为“很多正义的民族战争,不特对进行战争的本王朝各族人民的利益起着保卫的作用,而且在客观上对别的地区的各族人民也是有利的”,因此,在正义的民族战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不仅代表本民族的利益,也代表他族人民的利益,应该评价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他认为“卫青、霍去病、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等都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  彭大雍认为,评价各族人民共同的民族英雄,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弄清楚民族问题实质上就是阶级问题,必须把各民族中的反动统治集团和各民族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区分开来。他认为,各族劳动人民的阶级地位本质是相同的,阶级利益根本上是一致的,女真贵族挑起对宋王朝的非正义战争,不仅严重地损害汉族和其他民族人民群众的利益,同时也极大地损害女真人民的利益。因此,岳飞抗金不仅代表汉族人民利益,也代表女真人民利益。他认为岳飞、文天祥一类民族英雄所表现的崇高气节,应看作是我国各民族人民共同所有的优秀历史遗产。  邓广铭、张希清也认为发生在中华民族内部的民族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指出:“凡是站在正义战争一面,在反抗民族压迫和军事掠夺上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就都应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这是因为,他们的正义行动,不仅符合本族人民的利益,而且也符合整个中华民族的人民的利益。例如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他抵御女真贵族的掠夺和屠杀,对于保卫高度发展的封建生产方式和文明,做出了杰出贡献。这种种,固然符合了汉族人民的利益,同时也符合女真族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他们认为,契丹族的耶律阿保机、女真族的完颜阿骨打、蒙古族的忽必烈、满族的康熙皇帝等人都不仅仅代表本民族的利益,都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英雄。同时指出,“凡属于非正义战争方面的人物,不论他立了怎样的战功,都不能称为民族英雄,不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也不是本民族的英雄”。  陈梧桐也认为:“被压迫民族的反抗,不仅仅是保卫了本民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和本地区的社会经济,而且也是帮助压迫民族的人民解除统治者强加给他们的负担和战争带来的灾难,是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的。所以,站在反抗民族压迫斗争*前线的英雄人物,理所当然地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英雄,而不仅仅是他所隶属的那个民族的英雄。”  莫俊卿也认为“所谓民族英雄,它必须代表甲民族的利益,又符合乙民族的利益,至少不损害乙民族的根本利益,否则就不成其为民族英雄”。他认为,民族是由统治阶级和人民大众两部分构成,“反动统治集团在压迫其他民族时,势必同时压迫本民族人民”,“压迫民族的人民大众从根本上说是反对民族压迫的,因此,他们同被压迫民族的利益是一致的”,那些在国内民族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既代表被压迫民族的利益,又符合压迫民族中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  第三种观点认为,那些在反抗外国侵略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应该评价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而那些在国内正义的民族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只能代表本族人民的利益,而不能代表敌对民族人民的利益,甚至还要损害敌对民族人民的利益,他们的英雄业绩,只能为本民族人民或本民族政权人民所承认,决不会为其敌对民族的人民所承认,因此,他们只能具体地评价为各个民族的民族英雄或那个民族政权的民族英雄,而不能评价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  早在1962年,翦伯赞就曾指出:“有人认为阶级社会的民族英雄,既代表本民族广大人民的利益,又不损害其他各族人民的利益。我以为这样的民族英雄在阶级社会的历史中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 关于如何认识中国历史疆域问题,人们一直存在不同认识,时至今日,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究其原因,还是一个对历史中国如何理解的问题,亦即何为“中国”的问题。古代汉儒常常将“中原政权”或“汉族政权”视为中国,由此导致一些外国学者视中国为单一民族国家,出现“中国乃汉族国家”、“长城以外非中国论”等论调。后经学者们多方讨论,逐渐形成了历史上的“中国”并非汉族所独有、并非中原政权所独有的新认识,但也存在不同意见,时至今日,仍然有人认为,“中国是指中原王朝直接控制下的区域”等。实际上,历史上的“中国”与“中原政权”或“汉族政权”并非是一个概念,“中原政权”或“汉族政权”等各个朝代的政权均有各自的国号,用以代表各自的国家政权。而中国古代的“中国”一词则不是一个政权的正式国号,用以指称政权时,除了是一些政权习惯自称以外,更多的则是后来的政权对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以及为自己国家所继承的多个政权的通称,历史上的“中国”实为各个民族所共有。因此,我们认识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就应该像各个后来政权称其前相互递嬗的政权为“中国”一样,也应该承认今天中国所继承的历史上相互递嬗的各个政权都是“中国”,按照这一认识去认识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应该符合中国历史实际。本文即想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探讨,不正确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古代自夏朝建立以后,相继出现众多朝代和政权,这些朝代和政权都给自己的政权确立一个名称,这个名称就是“国号”。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的国号,就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名称。因为,中国古代多实行王位世袭制,某一姓氏的帝王家族的延续统治,就被称为一朝或一代,一直使用一个相同的朝代名称,也就是使用一个相同的国号。如果某一姓氏的帝王家族的统治走向了灭亡,改换成另一姓氏的帝王家族的统治,就出现了改朝换代的现象,也就是说原来的“国”灭亡了,于是,又出现了新建立的“国”,朝代的名称也就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动,出现了改变国号的现象。当然,也有人不同意用朝代的称号来代替国号,认为那些历代递嬗的政权可以称为朝代,而有些不在这些政权递嬗之列或与这些递嬗政权同时并存的政权,就不能用朝代来称呼,认为这些政权所创建的是“国”,而不是朝代,国号与朝代不能完全等同等。但不管怎么说,这些确立了国号的政权都已经“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并且完成了“公共权力的设立”,设有管理民众的一套官僚机构和军队、法庭、监狱等国家机器,具备一般国家形态,可以称之为“国”或“国家”。 ……

作者简介

赵永春,男,1953年生,1977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任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辽金元史、宋金关系史、东北民族关系史教学与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疆域问题研究》、教育部社科规划基金《中国古代东北民族的“中国”认同与民族凝聚力研究》、全国高校古委会直接资助《宋人出使辽金“语录”研究》等项目多项。独立完成《金宋关系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金宋关系史研究》(论文集,吉林教育出版社1999年)、《奉使辽金行程录》(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辽宋金元史论》(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元世祖忽必烈》(哈尔滨出版社1997年)等著作;二人合著《班固评传》(第二署名,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2002年)、《中国通史》(**署名,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等;主编或参编《中国东北民族关系史》(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著作20余部;撰写《关于中国历史疆域问题的几点认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3 期,《新华文摘》2003年1期转载)、《宋金关于“受书礼”的斗争》(《民族研究》1993年6期)、《试论金人的“中国”观》(《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4期)、《试论辽人的“中国”观》(《文史哲》2010年第3期)等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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