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大学藏苗图五种

作为一个帝国，在政治史上大概有三种图像，作为象征格外重要。**种是帝国表示自己控制疆域的“舆地图”，第二种是帝国想象自己笼罩天下的“职贡图”，第三种则是帝国清点管辖之内的异族臣民的“蛮夷图”。 虽然至少从中古时代的梁元帝开始，《职贡图》之类的图像已经成为政治史和绘画史上的传统，但真正成为构造王朝神圣性的政治策略，由官方大规模组织绘制，大概是在清代才*终成熟。前面说到，从大明到大清，中国疆域发生了很大改变，“异邦”变成了“新疆”，“外夷”成为“臣民”。清朝版图的扩大，使得帝国内部的文化差异变得相当明显，于是，各种各样描绘异族的“职贡图”纷纷出现（如谢遂、丁观鹏、姚文瀚、程梁、金廷标的作品）。特别是乾隆十三年（1748），在平定大小金川的动乱后，乾隆皇帝就想由官方统一绘制各地的民族风俗图像。乾隆十六年（1751）皇帝下旨，由军机处统管此事，并把现有的样本发到“近边各督抚”，让他们按照标准样式，绘制各地的图册。乾隆二十二年（1757），太监胡世杰缴上一套《职方会览》，乾隆便下令让丁观鹏等人依照这种图册，去画四卷图像。此后的若干年中，他们又根据军机处提供的资料，以及陆续看到的实际来朝使团情况，加上了哈萨克、伊犁等。到乾隆四十年（1775），这四卷图册不仅画完呈交御览，而且还由其他画家另外临摹了好几份，并且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特别绘制了《皇清职贡图》，收入《四库全书》之中。此后，一直到嘉庆十年（1805），朝廷还命令绘制者补充若干图像，由庄豫德等人重新绘制。 在嘉庆年间*后定型的《皇清职贡图》第八卷中，绘有四十二种贵州苗人图像，显示出当时对于苗人的分类已经相当细致。其中，有以服色为区别的花苗、红苗、黑苗、白苗、青苗，有以方位为区别的东苗、西苗，也有以姓氏为标志的宋家、仲家、龙家、蔡家，也有风俗各异的生苗如紫姜苗、九股苗，还有现在已经划在苗族之外的倮猡和仡佬。 这种被后人称为民族志（Ethnography）的图像，刺激了官僚和士人群体对苗疆的兴趣，各种苗族图册就是在这个帝国开拓和内部整合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目前发现的各种苗族图册，林林总总近百种 ，收藏在国内国外的各个机构中。据德国学者耶格尔（F. Jaeger）和美国学者何罗娜（Laura Hostetler）的统计，目前各种苗图在海外大约有八九十种，其中英国19种、意大利16种、美国14种、日本12种（并不包括本书收录的几种）、德国7种、法国6种、俄罗斯10种、捷克2种。它们的图像数量不一，文字内容也有不同，对苗人分类也有出入，各种图册的传承系统，至今仍然没有特别清晰的研究，究竟哪一种才是*早的祖本，现在不是很清楚。一般来说，*受重视的苗族图册大概要算清代嘉庆年间陈浩所编的《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但事实上，有关苗图可能出现得很早。如本书收录的日本京都大学总合图书馆题为“陈枚恭画”的《进贡苗蛮图》两函，这是京都大学昭和二十一年也就是1946年入藏的，其中**函45幅，第二函19幅，另有散落的4幅，一共68幅。如果“陈枚”这个题识不是作假的话，那么，这份苗族图册要远远早于嘉庆的陈浩之图，甚至也可能略早于乾隆年间《皇清职贡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