蜜蜂的语言

我和达米安·艾德勒的父亲是在同一天遇见他的。那是1919年的秋天。当时达米安二十四岁，我十九岁。时年五十八岁的福尔摩斯刚刚在几天前发现自己是个父亲。那次的见面并不开心。那段时间，我们当中没有谁是开心的。我们当中没有谁是健全的。
要不是这一年终给全世界带来了和平，没有谁会愿意重复1919年的一切。那年年初，我们从一伙不知名的诡诈敌人那里飞回，那是一次耻辱的飞行——我们告诉自己只是重新整编，但我们清楚，实际上是溃败。迈克罗夫特在英国一个未透露名字的权力部门任职，他之前就给了我们撤退的选择，让我们可以喘息一下。不知什么原因，福尔摩斯让我来选，我选择了巴勒斯坦。在那个月，他被囚禁，受尽酷刑，奄奄一息。我们回到英国时，福尔摩斯的身体已经恢复，但他的精神，还有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都受到了严重的损伤。
那年春天我看见他时，发现我的选择早已将那种担惊受怕的神情留在了他的眼睛里。
到了5月末，我们终于与敌人遭遇，这次是我们占上风，代价却是一枚子弹穿过了我的肩部，还有，我的手上满是友人的鲜血。
那年夏天福尔摩斯见到我时，发现过往已经将痛苦憔悴还有无数不眠之夜都留在了我的脸上。
因此，1919年8月，我们都受了伤，内疚而烦躁，虽然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却几乎不去看对方或是寻求对方的陪伴。当然，我们都清楚，1月份从英国坐飞机回来时，我们之间所建立的那种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在我们面前一丝丝地凋落，我们似乎都不知该怎样做才能再次建立起以前的关系。
身处这种紧张动荡的形势之下，忽然一个惊人的秘密又被揭露出来：福尔摩斯有个儿子。
迈克罗夫特当然早就知道。福尔摩斯也许对伦敦的每起案件都料事如神，但他哥哥却了解远在英国之外的事情。多年以来，迈克罗夫特一直知道此事，但他丝毫没有透露，直到有一天，这个年轻人因为谋杀而被捕。 1919年7月临近尾声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两封完全不相关的信。**封是寄给福尔摩斯的，我没见着它是什么时候寄到的。几天后，又有一封信寄来，是给我的，那是我们前一年救过的一个孩子写来的。
孩子简单的情感和由衷的赞美用她那费力歪斜的字迹表达出来，我读着读着，竟抑制不住，泪水夺眶而出。
一直紧闭的门突然打开了，福尔摩斯走了进来。
“我需要去法国和意大利，大约要六周的时间。”他告诉我。我刚要使劲把门关上，他又问了我一句：“你介意和我一起去吗？”
几周来，这似乎是**次我感受到了呼吸的顺畅。我看着他，意识到尽管往事历历在目，但在福尔摩斯心中，我们之间的搭档关系一直都是在的。
那天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坐在石阶上。我问他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起床就走。”他告诉我。
“什么？”我站了起来，似乎要赶紧去收拾东西，然后又回过身来坐下，抚摸着绷带下的伤臂，问道，“怎么这么急？”
“迈克罗夫特总是要求事情在头一天就做好。”他漫不经心地说。
“这次又是为迈克罗夫特做事？”
“多少算是吧。”
这时，我的直觉颤抖着。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往往意味着福尔摩斯在隐瞒一些我不会赞同的事情。我看着他伸手去拿咖啡壶想再倒一杯，杯子马上满了，他还浑然不知。我感觉他的不安似乎有更深的原因。
如果是在一年前，我会反复催促甚至逼他，可通过近几个月发生的事件，我不再那么急切地逼着这个先是我导师后是我搭档的人向我妥协。他会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告诉我一切。
“我会给帕特里克留个便条，让他知道我离开了。”我说。福尔摩斯一点都没有流露出惊讶之情，只是点了点头，但我能感到他的目光一直跟着我进了房间。
第二天，火车上早早就挤满了夏日里出行游玩的旅客；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船也满载着乘客，在海浪中颠簸着；开往巴黎的火车上，似乎比利时总人口的一半都在这里——他们中没有人打算在巴黎停歇，精神正常的人没有谁会去8月的巴黎。
来来往往人多眼杂，直到我们站在了巴黎酒店的大堂，福尔摩斯才把手伸进里面的衣兜，拿出那个一整天都在挑逗他手指头的信封。
“看一下，”他突然对我说，随即把它塞到我的手里，“我去我房间了。”他穿过走廊，进屋后就关上了房门。我等侍者帮我把箱子放好，给了小费，然后关上自己的房门。
我把信放到桌子上，摘掉帽子和手套的时候，视线都没离开它。是迈克罗夫特的字迹，那朴素的铜版纸是他在处理庄严的事情时才会使用的。上面没有邮戳，说明是信使递送的。信封被反复触摸过很多次。我想象着福尔摩斯把它从衣袋中拿出来，一遍又一遍地阅读。
房间里有一把硬邦邦的小椅子，它前面是一张用来装饰的法式桌子，我坐下来，打开信。信上的日期是六天前——我突然意识到，那天有几个小时都没见到他，他回来后，就开始心事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