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地之血

路灯下，雪像棉絮一般舞动着，漫无目的，仿佛难以决定是跃起还是落下，于是任由黑夜中袭来的刺骨寒风将它裹挟。巨大的黑暗笼罩着奥斯陆峡湾。码头周围，风携着雪在一间间大门紧闭的仓库之间的黑暗中旋转。直到风厌倦了，把舞伴丢落在墙边。墙边，被风吹过的干燥雪花落在刚被我射中胸膛和脖子的男人的鞋边。 血正从他的衬衫底部滴落到雪上。我对雪所知不多——当然，对其他东西也知之甚少——但我读到文章说极寒天气中形成的雪晶跟湿雪、大雪片或脆雪完全不同。文章还说，是雪晶的形状和雪的湿度使血液中的血红蛋白能保持深红色。不管怎样，他身下的雪都让我想起国王的长袍，通体深红，内里衬着貂，就像母亲常常给我读的挪威民间故事上画的那样。她喜欢童话故事和国王。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她才给我起了个国王的名字。 《晚报》上说如果寒冷天气一直持续到新年，1977年将成为“二战”后*冷的一年，我们会记得，科学家预言多时的新冰河时代从此开启。但我又知道些什么呢？我只知道站在我面前的这个男人很快就会死。他的身体在颤抖，绝对错不了。他是费舍曼的手下。我跟他无冤无仇。我对他说了很多话，之后他倒了下去，在墙上留下一道血迹。如果我被射杀，我倒希望是出于私人恩怨。我说出这句话并不是为了防止他的鬼魂报复我——我不相信有鬼魂。我只是想不出其他的话了。显然，我本可以什么都不说。毕竟这也是我通常的做法。所以，一定是什么让我突然变得健谈起来。也许是因为再过几天就是圣诞节了。听说圣诞节期间人们应该彼此更加亲近。但我又知道些什么呢？ 我原以为血会在雪上凝固，然后就留在表面上。但是相反，血滴到雪上后就被雪吸到了表面之下，藏了起来，仿佛有某种用途似的。走回家的路上，我想象着一个雪人从雪堆中站起来，苍白的冰肤下血管清晰可见。 回公寓的途中，我从公共电话亭打给丹尼尔·霍夫曼，跟他说活干完了。 霍夫曼说了句“很好”。像往常一样，他什么都没问。要么是他在我帮他摆平问题的四年里学会了信任我，要么就是根本不想知道。活干完了，他这种身份的人为什么还要自找麻烦问这种事呢？他花钱就是为了减少麻烦。霍夫曼让我第二天去他办公室一趟——说给我找了份新工作。 “新工作？”我问道，心里一惊。 “没错，”霍夫曼说，“就是一个新任务。” “噢，好的。” 我挂了电话，松了一口气。除了完成任务，我几乎不做别的事，实际上也不太会做别的事。 有四件事我做不来。驾车逃逸。我能开得很快，这不成问题。但我没法开得不引人注意，而任何驾车逃逸的人两者都得做到。他们要开得像路上的普通人一样。就因为我没办法开得不惹眼，我把自己和另外两个人送进了监狱。我当时疯了似的开，在主干道和森林小道间来回切换，老早就把追兵甩在了身后，而且离瑞典边境只有几公里了。于是我放慢车速，像周日驾车出游的老爷爷一样，以平稳、合法的车速向前行驶。结果我们还是被一辆警车拦下了。后来警察说他们不知道这是抢劫用的车辆，我也没有超速或者违反什么交通规则。他们说是因为我的驾驶方式。我不明白他们指的是什么，他们只说就是令人起疑。 我干不了抢劫。我读到过，说经历过抢劫案的银行雇员，有半数以上后来都出现了心理问题，有些人终生无法治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进去时站在邮局柜台后面的那个老头那么快就出现了心理问题。很显然，他之所以崩溃，是因为我手里的霰弹枪枪口大致对着他。第二天，我从报纸上得知他正遭受心理问题的折磨。这算不上什么诊断，但不管怎样，如果有一样东西是你不想要的，那就是心理问题。所以，我去医院看望了他。显然，他没有认出我——在邮局时我戴着一个圣诞老人面具。（这是完美的伪装。在圣诞节拥挤的购物人群中，当三个穿着圣诞老人服装的年轻人背着袋子跑出邮局时，没人会多看他们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