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千二百年

新形态艺能的诞生 中世末期，真可谓“ 疾风怒涛”的时代。当时为了自卫与自治，出现了新形态的村町，加由新兴宗教的萌芽，孕育出了新思想，进而发展出崭新而盛况空前的独特文化。 其中，“书院造”的诞生和“枯山水”庭园造景的完成，对日本建筑影响至巨。装饰住宅内部的挂轴、袄绘、插花、工艺品等生活文化的基本雏形也在此时齐备。在近代西方建筑传入之前，这个时代的建筑构筑了日本住居空间的基础。 从画家雪舟开始，水墨画盛况空前，影响一直延续到江户时代末期。其中，成为纸门、墙壁等障壁画范本的狩野派，就在这个时期诞生。茶道与花道也在此时期奠立基础。室町时代可说是现代日本传统文化的滥觞，无人可以忽视，在艺能领域的表现也不例外。 日本传统艺能的两大代表“能”和“狂言”，就在这个时期成形。来自大和的父子观阿弥和世阿弥将原来的“猿乐”升华成具有高度艺术性的能，在此之前，能充其量也只是寺社祭祀时在神前展示歌舞余兴的一种杂技而已。 能起源于古代飞鸟时期从大唐传来日本的“散乐”，是指“雅乐”表演结束后附带演出的曲艺或杂技。平安时代称之为“猿乐”，有人靠这种表演谋生。 镰仓时代，在原本只是杂技的艺能中添加故事性，并配合歌舞，被称为“猿乐能”。同时期，据说还有起源于田耕祭祀的“田乐能”，以及源自宫廷艺能的“延年能”等。观阿弥、世阿弥以这些能为基础，竭尽所能地加上白拍子、曲舞等既有的表演艺术，终于完成了猿乐能。这就是现代所谓的能乐。由于世阿弥深受足利义满的宠幸，将军家的庇护对能乐的形成和发扬光大起到了关键作用。 和能成套演出的是狂言。狂言将散乐中滑稽的部分独立出来，内容兼具反权力及讽刺的特性，其特有的即兴和滑稽深得大众的喜爱，自成一格并具独特地位。而由于这种反权力及讽刺性，有时也遭到禁演，但从观阿弥的时代开始，狂言就穿插在能之间演出。 观阿弥、世阿弥父子的出现，提高了人们对能的评价，从事专业演出的艺人受到武士政权和大寺院的保护与赞助，在艺能领域百花齐放。 同一时期，京都出现了名为“手猿乐”的业余艺能团体。其中，除了自古以来就居无定所的杂耍艺人外，还加入了具经济力、身为新京都市民文化舵手的町众。他们逐渐对歌舞产生兴趣，仅只观看专业团体的演出已不能获得满足，反而乐于粉墨登场，表演业余秀自娱，其中也有不少人因反复表演而成为艺人。 当时京都流行“女猿乐”，团中仅有女演员的“猿乐一座”曾经有公演记录。足利义政时期首次有女猿乐记录。至于江户初期1603年（庆长八年），由出云阿国首次在京都演出的歌舞伎，也深受猿乐能的影响。在所有艺人演员中，狂言师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同时以女性为中心的角色分配，也深受女猿乐的影响。 室町时代是一个独特艺能高度发展的时代，支持这些成就的“散所”民众功不可没。所谓的“散所”，是和“本所”相对应的称呼。在全面实施“班田制”的律令体制下，每位民众理应都住在固定住所。然而，逃避课税、兵役而不登记户籍的游民增加，他们以道路、河原、寺社境内为家，这些地点就叫散所。到了中世以后，连原本居住在这些地方的人也被称为散所了。这些人当中，有为数众多靠表演杂技为生的街头艺人。在散所之中占据*大空间的就是河原，这里可谓是自由的空间。 在足利义政的支持下，观世座在河原（现在的下鸭神社附近）举办了大规模的慈善公演。虽然出云阿国首次在京都演出歌舞伎的地点已不可考，但四条河原旋即成为歌舞伎的据点。这与该处是散所，是游民根据地的属性不无关系。鸭川的河原原本因为容易泛滥，长久以来一直是社会底层民众的栖身处所，此时也因缘际会成为新艺能兴起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