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不确定性

　　《极端不确定性：如何为未知的未来做出明智决策》：　　我们和他都不知道全部的参赛队伍，但是他讨论了一些其他的可能性。比如他问道：你们愿意下100倍赌注赌赫尔克里士（另外一匹非常厉害的赛马）赢吗？我们一直持续这样的讨论，直到他确定我们对每匹可能参赛的赛马的主观概率。于是，他用电子表格统计出所有的主观概率，并进行相加。和我们想的一样，总和正好为。　　拉姆齐和德菲内蒂如果还在世的话，应该会为我们感到骄傲，或者至少松了一口气。拉姆齐战胜凯恩斯的论点是，如果下注的时候没有给所有不确定事件一一赋予一致的主观概率，那么*后肯定会赔。如果我们对多宾、赫尔克里士和所有其他赛马获胜的主观概率之和小于1或大于1，这位弗里德曼的追随者就可以从我们这里赚到钱。如果总和小于1，他就可以对每一匹赛马下注，并且肯定能赢回赌注；如果总和大于1，他就可以接受我们对所有赛马获胜的赌注，肯定也会再次获利。但是，由于它们加起来恰好等于1，他只能祝贺我们理性地保证了所有主观概率的一致性。　　当然，这种情况实际上并没有在现实中发生。就像我们认识的大多数人一样，我们会早在询问者编辑电子表格之前就请他离开了。这个思想实验并没有显示出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拉姆齐的理性行为这一概念的力量，而是揭示了，认为人们给每起可能事件都赋予概率这一想法是多么荒谬。当自己持有的信息并不完善且可能与他人持有的信息不对称时，理性人会拒绝下注。帕斯卡可能正确地注意到，如果事件是上帝的存在时，根本没有下注这个选项。不过是否要投注肯塔基德比赛马会还是可以选择的。我们不了解将要参赛的赛马的名字、相关信息以及它们的状态，也没有进一步跟进此事的兴趣。我们的主观概率之和等于1是极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没有合理的依据来推算概率，而我们也压根没打算去寻找这种依据。　　“我下2倍赌注赌史密斯夫妇的两个孩子都是女孩。”“不，你下5倍注我就跟你玩。”“你是一个赌徒，丘吉尔先生。”实际上，丘吉尔经常玩概率游戏，但是总不太成功。“我押1英镑赌德国会胜。”丘吉尔不太可能优雅地回应这个赌注。如果我们打开一本有关史密斯家族的书，就不会期待有什么下注的人。因为这类下注并不属于正常情况，除非是用来开玩笑。　　这类下注不属于正常情况或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原因之一就是它被用在了金融市场的分析中。愿意接受此类下注的人很可能拥有与我们不同的且更全面的信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认为他们利用这一优势谋取经济利益是可耻的。但如果下注者相信自己了解的信息比实际要多，或者对自己的判断盲目自信，那么他们就太傻了。即便是美国电影《红男绿女》里的老赌徒斯凯·马斯特森和内森，底特律也拒绝胡乱押注蛋糕销量和内森领带的颜色。正如斯凯的父亲曾警告过他的那样，如果你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押注，“*后只会被喷一脸苹果酒（指输了）”。　　当我们超车、坐飞机或通过吃药来控制新陈代谢时，我们就是在拿生命赌博。但是，我们并没有借助主观概率的某种一致的底层结构来做出这些选择，这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赌注来说明。家庭和企业为我们构建了观察或做决策的环境，以此来应对极端不确定性。家庭成员将他们对史密斯家族的了解结合在一起，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把他们对二战演变的观点结合在一起。在对自己创建的环境有足够的信心之前，他们不会采取行动。他们可没有贝叶斯表盘的帮助。　　如果许多经验丰富且见多识广的观察员对“那栋建筑物里的人是不是本·拉登”这个问题给出截然不同的回答，那么没有其他具体信息的老实人会回答“我不知道”。我们从未听过有人说“史密斯夫妇的两个孩子都是男孩的概率为60%”，也从没这样想过。但是，我们经常听到人们说“我认为他们的孩子是女孩”或“我不知道他们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之类的话。如果这个问题很重要，那么我们通常可以采用一种简单的办法，即开展进一步的调查。如果出于某种原因不能展开调查，并且答案仍然很重要的话，就只能选择对两种可能性都适用的办法。如果明天我们必须招待孩子，我们就准备男孩和女孩都能玩的玩具或都感兴趣的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