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两端

人类不等同于文明，文明只是人类的很小的一段历史，只占人类历史的数百分之一。然而， 这文明却是人类无比璀璨的一小段历史。人类文明在“地球时间” 中只是一刹那，在“人类时间”中也是短暂的，在“宇宙时间”中则更是微乎其微。但这文明的“一刹那”对人类极其重要。人类的命运就决定于此。甚至，地球的命运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其影响。 我们是不是弄清了“文明”的全部含义？我们究竟想要怎样的文明？
难道只是物质的文明？难道只是技术和经济的不断正增长？人类脱离动物界难道只是为了把对动物和外物的控制能力提高到极致？人类是不是想当然地认为，技术的发展一定会促进整个文明的繁荣？技术会不会给文明带来危机，甚至是生死存亡的危机？
如果是，我们是不是要优先考虑：人类的文明要怎样才能延续？处在文明历史后端的人类的前景和出路何在？我们如何走出马克思·韦伯所说的由物欲和控物能力共同打制的“铁笼” ？
若干年前，我曾感叹当代精神文化的衰落，后来则是担心整个文明的衰落，现在，这两个问题似乎还和人类本身是否也要衰落甚至被替代联系在一起了。有什么解救的办法？或许应该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寻找，包括在文明的发端中寻找? 人类文明的历史和命运是我*近十年来思考和写作的一个主题，本书的核心是集中于文明两端的探讨，当然我以为也是*有意义的两端，即文明的开端和现代一端。
揆诸西方学者的文明史著作，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到汤因比的文明史研究，虽然都是观察与思考并重，但对中华文明却不易有深刻的亲身体验；而中国学者的中华文明史著作，则往往局限于自身，且反省和危机意识不足。因此，本书在文明的始端，更多地关注中华文明的历史起源和演变，在文明的近端，则更多地关注人类共同体的未来命运。 我曾尝试用“三种传统”来描述影响、塑造和制约当代中国的三种主要力量，其中，在改革开放之后开始的、变化迅速的“十年传统”（Decades Tradition），主要是以全球化和市场化为标志的，关键词是“全球市场”；从近代开始的“百年传统”（Century Tradition），主要是以前期启蒙和后期革命为标志的，关键词是“启蒙革命”；而对“千年传统”（Millennium Tradition）, 即中国数千年的历史的主要文化和制度特征，我认为可以用“周文汉制”这一对关键词来概括。 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政治上要做到“*好”或“*成功”，往往要通过面向大众、吸引大众才能做到。这样，要突出于大众恰恰要通过融合于大众，服务于大众，哪怕这对有的个人只是一种表面的姿态。对真正的民主政治精英而言，他们绝对不能够脱离大众，更不能敌对大众。脱离和敌对大众就是他们的失败甚至死亡。这样，民主制度下的卓越就必须是“在众”，而卓越却意味着“出众”，这两者之间肯定会有一种紧张，甚至很难兼容。但为什么雅典人却在民主政治和卓越个人两方面都创造出了“奇迹”？ 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流血却能达成非常彻底的民主，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许要归因于*有可能反对民主的力量——贵族中的一些*优秀的人——站到了民主一边，并且是由他们来领导和节制民众。另外，这一比较和平的过程也和雅典民主进程的另一特点有着密切关系，即在这一民主进程中，对雅典人而言，无论上层还是下层，并没有一个预先的民主理想蓝图，甚至没有专门的民主理论，就像汤因比说的，重要的是解决和回应社会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和环境危机。在这里，没有高调理论的先行，有的只是经验的长期累积和谨慎的反省。 希腊一直重视口头语言，甚至到 20 世纪还有不识文字者能口头背诵荷马史诗。在雅典民主政治下，演说很重要，戏剧也是要大量地借助口语，如果没有近百年的对演说的重视，雅典的哲学大概不会从谈话开始，并采取对话体的形式。它是奇迹，但又是自然的。苏格拉底并不完全是“横空出世”，他只是将言说和推理从讲坛和舞台带到了集市与街道，从公共场所带到了私宅，并在谈话中注入了系统推理的哲学，即带入了一种*深的智慧。换句话说，苏格拉底的出现具有一种“革命”的意义，是他把口头语言从政治带向哲学，从体制转向民间，从公共场所的演说转为朋友之间的对话，从主要追求城邦的利益转向追求哲学的真理。由此，真正的哲学的系统推理出现了，真正的持久的沉思出现了，后来，具有一定体制性的哲学的学园也出现了。 人类也因此取得了前人难以想象的巨大成就，尤其在物质和科技方面。但也有一个根本的问题，一个未来将给人类带来巨大挑战和危机的问题：物质文明本来只是基础，也的确是必须优先满足、不可或缺的，但到了现代，这基础却还要变成上层建筑，变成*高的价值目标，似乎所有的成就都需要通过物质的收益来衡量，所有的聪明才智都需要投到促进物质成就的事业上去。如果不断地提升人的控物能力和物质生活水平成为我们追求的*高目标乃至全部，那么，人何以为人，何以区别于文明状态之前的原始人，乃至区别于动物？亦即，文明何以为文明？ 20世纪下半叶，高科技的发展已经不是单纯的技术竞争，而更像商业和产业的搏杀了。**线的耀眼英雄和风流人物已不再是科技专家和发明家，而是懂一些技术，或者说是洞悉技术的发展趋势及其与商机的关系，能够筹集大量资金，发现和雇用从技术到管理的各种人才的人了。技术从机械时代发展到电气时代，再到太空、核能、网络和基因时代，连技术发明家的地位似乎也下降了：他们作为大众英雄的地位大大降低，取而代之的是能够将市场与技术紧密结合的商业巨子和实业巨头，诸如福特、盖茨、乔布斯、扎克伯格、马斯克等，他们是今天的“时代英雄”。他们懂技术，尤其懂技术的发展趋势，但他们本人并不是*好的技术专家。 随着技术同商业和实业结合，不断从满足人们的自然需求走向创造人们的物质需求，越来越多的奢侈品变成了必需品。有些物品是对过去自然需求的提升，出于对温暖、光明乃至美观的欲望，比如，从火把、蜡烛、油灯到电灯，从兽皮、粗布到各种各样的衣服和装饰品。还有些物品，如电视、电脑和手机，则是此前的人们完全不知为何物的，几乎是全新的需求。但只要这些新物品用惯了，也就会变得离不开了。少数人即便想抵制，也抵制不了——不仅不可能动员社会抵制，自己也很难在抵制中过一种“正常”的生活。 20世纪是一个行动的世纪，尤其是一个大众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虽然尊崇群众和多数，希望从中获得一种改造世界的实践力量的思想理论在以前的两个世纪就已经产生，但直到这个世纪，群众才真正在实践中显示自己的巨大力量。当然，我们也要关注诸如大众与精英、多数与少数、民族与元首、阶级与领袖之间的关系。如果说过去在多数与少数之间保持着明确的界限和较大的距离，少数统治主要是一种“通过距离实行的统治”，那么，多数和少数的某种结合正是这个时代的一个主要特征。多数群众是有力的，但它又是被少数精英唤起、动员和组织起来的，以致我们有理由将 20世纪称为一个“动员的时代”。几乎所有欲在政治上有为的思想和政党，不管在目标上如何分歧和对立，在实践和组织上都诉诸群众。国家政治生活不再是少数人所为之事，而是与社会，尤其是下层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原本沉默的多数不仅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伸出自己的拳头或者拇指。政府或政党则必须要从群众、多数、人民那里获得一种物的力量和观念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