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适应于古代奴隶制度社会生产力的幼稚，人类对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认识，也还停留在一个较幼稚的状态中。其哲学和科学的发生，一般都是到了其末期、适应其生产力的发展和其阶级对立形势的发展的情势下才开始发展的。但是中国古代奴隶制经济，是和古代希腊、罗马而外之世界各国相似，并不曾达到古代希腊、罗马那样发展的高度，便归灭亡了。因而文化上虽已表现着优良的特质，却没有发展到古希腊、罗马那样的高度。就社会的-政治的思想范畴来说，我们目前所能得到的材料，能作为研究对象的，一方面是系统不完整的奴隶主的神学，一方面却也有殷代奴隶主和西周封建主政权相交替的变革期的革命哲学《易卦》。到西周封建秩序树立后，封建统治阶级为获得适合其自身的政治原理，相传又把奴隶主的政治学说《洪范》加以演绎和修改，作为适合自己时代要求的东西。同时随着封建国家创设的完成，便又把那作为指导斗争的武器八卦哲学修正演绎而为《易传》（这大概成书于春秋时代），由动的观点转化为静的观点，由斗争思想转化为调和思想。因此，《洪范》《易传》，便充任了封建统治阶级之初期的政治原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浸假至春秋末期，初期封建经济秩序的本身，由确立而获得发展并开始扩大其矛盾；从而建筑于其上层的各种形态的东西，也自必随之而发展，易言之，初期封建经济至此已发育成熟，便产生了建筑于其上层的各种较成熟的精神产品，“集大成”的孔子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哲学，便在这种条件下产生出来了。此后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全时期中，随着封建制的历史前行一步，封建统治阶级的哲学，也便跟着演化，而与以多多少少的修正或改变。例如适应于封建制上升时期领主制却开始动摇的春秋末期之孔子学说，到孟轲时代，适应于新兴地主的兴起和阶级对立情势渐形剧烈的情况下，便转化而为调和阶级内部诸阶层关系的调和论，企图把封建领主和新兴地主在阶级的共同利害下统一起来。到荀卿时代，封建领主的历史已临于末日，新兴地主已渐次取得了经济上的支配权，因而儒家学说，便演化为适应于后者要求的荀卿哲学。新兴地主所要求的政治秩序，自战国末期经秦代至西汉，才获得巩固，因而地主阶级哲学，经过韩非、李斯、贾谊等人，而形成其为董仲舒学。此后适应于南北朝经济的特色，一面分化为北朝鲜卑统治集团和大地主的佛学；一面分化为道、儒调和的南朝的地主哲学，及其宫廷贵族的佛学。随着到隋朝，地主阶级内部的统一，便产生了王通的儒、释、道三教合一论（《文中子》书无疑是后人所编辑；但它表现王通的思想是完全和其时的社会情况适应的）。适应两宋社会矛盾诸关系的存在，因而一面演化为王安石的中间阶层政治学说；一面演化为代表地主阶级的周、程哲学，至南宋又在其内部分裂为朱熹的二元论和陆象山的主观唯心主义。随着到明代自由商人的发展和地主经济的衰落，便演化出代表其衰落期的王阳明“知行合一”论。到清代地主阶级的各派哲学也完全与其时的社会情况相适应的。以儒家为主干的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哲学，在意识形态上取得一个长期的支配地位。这种支配力，直随着其阶级地位的动摇衰落而动摇衰落的（到清末，康有为、谭嗣同的哲学，却代表着一个大转折点）。自鸦片战争以后，在世界资本主义统治下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其上层的政治思想上的各流派，也完全和其社会存在适应着的。其次，在封建社会内部之渐变的过程中而引起了部分的突变，便相应产生哲学思想上的流派。例如统治者阶级之部分的没落，由这种没落集团对过去回忆的美梦，便常形成为复古主义或厌世主义的哲学。如在春秋末期由于封建的兼并而引出之部分中小领主的没落，代表这些没落分子政治企图的，便产生老聃哲学；这到战国时代，便又降低为庄周厌世主义的人生观和哲学上的怀疑论；到西汉末期，由于旧的封建贵族地位的动摇，便产生刘歆的复古主义。到魏、晋，适应地主阶级阶级地位的动摇，便演化出厌世放任的“清谈”派和葛洪的神仙术。这不过是一些例子。在另一方面，由于统治阶级内部之各阶层地位的变动，到战国时代，由于新兴地主—商人经济的发展，便分裂出杨朱派的政治学说——这直到其阶级内部统一的韩非时代，才又在韩非哲学体系中被统一起来。这也不过是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