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与 “政治秩序”

**节 古典时期的宇宙图景（节选） 蒂利亚德笔下，宇宙伊始，上帝就将一定的初始原则置于自然之中，它们一直在那里等待被发 现。可见*初的秩序与自然密不可分。 “自然秩序”映射于“数字化宇宙图景”中，其主要活跃于古希腊时期。在古希腊背景中探究各种观念的形式并非新鲜之事。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都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作为以模仿古希腊文化文学为荣的文艺复兴时期独特产物，“政治秩序”也是如此。 溯源“数字化宇宙图景”，大约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至6世纪之间的毕达哥拉斯是绕不不开的人物。蒂利亚德本人十分推崇他，在他笔下，对方“简直就是一位神”（1955：125）。虽在毕达哥拉斯之前，希腊已有诸多著名思想家，如泰勒斯（Thales）、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和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等，但毕达哥拉斯依然在希腊乃至世界哲学史上占据重要之席，被誉为“历史上*原创性的思想家，数学科学和哲学宇宙学的建立者”（Guthrie, 1979：181）。这一赞誉道出其*主要的贡献，他将数学、哲学和宇宙学合三为一，基于“数即万物”理念将宇宙哲学化为“自然秩序”观念，并借助几何学描绘了一幅“数字化宇宙图景”。 古希腊时期，“宇宙图景”多聚焦于宇宙的自然形态，如泰勒斯眼中的世界是一片汪洋，而宇宙是漂浮其中的圆岛、阿那克西曼德认为宇宙是漂浮在空气上的偏平世界，还有人将宇宙看作是许多浮在空气中的圆柱组成等。毕达哥拉斯也致力于宇宙研究，他是“**个推断地球是个球体的人”（卡尔·萨根，2008:124）等，但与同期其他“世界图景”不同的是，他虽然认同地球是宇宙中心，却并不认同它是宇宙“秩序”的来源，宇宙“秩序”源自数字，此举首次将宇宙万物抽象化为观念，对后世观念史研究影响极大。 关于数字产生的时间，目前学界并没有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早在毕达哥拉斯之前，数字就已存在，不仅如此，数与秩序结缘也早有端倪，古代遗迹、作品中的“圣城”等，其构造从度量衡、形状、比例等方面已初具数字秩序之美。而毕达哥拉斯“数即万物”的思想却并不始于建筑，而源自声学发现。这与他接受的教育有关。在古希腊，并称为“四艺”的音乐与数学、几何学和天文学同等重要，这是当时每个接受教育的人必须掌握的课程。这些课程中，毕达哥拉斯尤其精通“四艺”，并通过数学与几何学，从音乐的角度解释天文现象，如此四艺被融进了同一“宇宙图景”。 “四艺”中，毕达哥拉斯*喜爱音乐。据说，他在街上步行时突然听到铁匠铺敲打铁器的声音，经长时间用心辨别，发现敲击金属的音调高低与铁器面积有关，面积越大，音调越低。后他又改用琴弦验证，结论是每根琴弦的成音与其长度成反比，在后续实验中，他又发现如果两条弦同时振动，则会产生一种和弦，琴弦的长短比例直接影响着和弦是否动听和谐。由此，毕达哥拉斯由此推断，所有运动着的物体都会发出音乐，宇宙万物皆有乐章，各自乐章声音的大小随体积变化，行星体积较大，故在他看来，宇宙乐章即行星的乐章，但天体音乐少有人能听见，只有他毕达哥拉斯能听见并洞察其中奥秘。不仅如此，他与众多弟子还进一步推断，如果数字掌握着宇宙天体音乐的规律，必然也统领宇宙万物。以此为基石，“数字化世界图景”可简述为：宇宙由数字和几何图形组成，本质上是某个数学公式的具体体现，万物皆数，数字有规律有“秩序”，又因数字无限，其再生需要空间，宇宙需要形体，几何便赋予给它形体，宇宙得以成型，其主要特征是“自然秩序”。 该“数字化世界图景”又可详述如下：“一”是数中之数，不可分割，其几何形象中心有一个圆点，这是宇宙起始的象征；“二”的几何图形是由两个圆点连接起来的一条线，隐含二元对立原则；“三”的几何图形是两个独立圆周经过对方圆心的等圆组合，它是几何学中的首个复合图形，代表两个对立面的结合，暗示协调、和谐；“四”的几何图形是四面体，这是*稳定的几何图形，代表了灵魂的不朽；“五”是生命和灵魂的象征；“六”是所有因素之和与积，是繁殖和造物的象征；“七”是世界灵魂之数，也被看作宇宙中轴对应的数字，万物皆围绕着这个中轴运转，但它本身静止不变，是永恒的神圣法则象征；“八”是**个立方数，几何图形是八边形，代表通过调和天地达到的和平状态；“九”是灵魂的数，象征完满，既与九级天使对应，又与九重天对应；“十”是“纯洁、不朽的”（Heninger，2013：84），不仅是前四个数字之和，更展示了音乐和谐的比例：2:1，3:2和4:3，而蒂利亚德把这三个比例看作是宇宙秩序的基本原则。而在天体数目方面，虽然*初只有九个可见星体，古希腊人又设想出一个“反地球”（“counter-earth”）借以凑成十个，*终构建了完美的宇宙形体。“十”的几何图形是圆，希腊人认为这是*美的图形，进而他们认为地球和其他形体是球形的（事实上也是球形），它们的轨道也为圆形。“十一”象征罪恶，因为它超越《圣经》中的“十诫”。“十二”则居于宇宙顶端，象征完美、“秩序”和稳定，其几何图形更是完整而对称等等。如此数字和几何结合后，宇宙被抽象化、秩序化、观念化。 之于“数字化宇宙图景”的影响，从色诺芬尼（Xenophanes）、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直至时隔千年后的当下许多物理学家的理论，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到“宇宙大爆炸”（“Big Bang”）等，无一不有毕达哥拉斯理论的影子。其的特征如下： “数字化宇宙图景”是观念化的“自然秩序”。首先，虽然后世也有学者将数学等同于神，有“数学乃神的语言，是神的体现” （皮特?戈曼，1993:185）的说法，但在毕达哥拉斯的宇宙中神意色彩甚少。不仅他如此认为，古希腊的许多哲学家如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也如此认为。事实上，“宇宙”一词*初与人类世界毫无关系，只指整个自然世界，也因此“自然”（“nature”）一词*先出现于古希腊，而与“人类”相关的词汇并不丰富，对此，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总结，“‘人类’这个词在希腊语言和思想是缺席的，原因是，相比罗马人，希腊人从来不认为人是*高级的生物。亚里士多德甚至认为如果极端推崇人类地位是非常荒谬的”（2006：265）。可见当时宇宙研究聚焦于自然环境而非人类世界。其次，“数字化宇宙图景”侧重的是观念化的宇宙，或曰“把自然还原为纯理性”（艾尔温?薛定谔，2019:26）。这是一种对宇宙哲学化的研究，因为形而上学的根本问题之一即探寻宇宙存在物中‘共有’的普遍特征。而“数字化宇宙图景”正是用数字解释宇宙的普遍规律。不仅如此，后世的哲学研究沿着毕达哥拉斯将宇宙观念化的道路上一路狂奔，比如在被称为“毕达哥拉斯学派分支”（艾尔温?薛定谔，2019：27）的柏拉图那里得到进一步表达，在追随前者“让世界更加整齐，如画，如同数学数字般的有序”（Tillyard, 1944：41）时，更将宇宙始创者从“太一”（“the one”，即数字“1”）变更为“理念”，使得宇宙观念化更为彻底，且通过《理想国》（The Republic）、《美诺篇》（Meno）、《高尔吉亚篇》（Gorgias）和《蒂迈欧篇》（Timaeus）等，将毕达哥拉斯思想广泛传播。等等为文艺复兴时期各种历史观念的重要性铺平了道路。 “数字化宇宙图景”诉求“和谐”和“等级”的“自然秩序”。“宇宙”的英文词源“科斯摩斯”（“Kosmos”）本身就是秩序之意，它“不仅仅指世界一切事物的总和，更重要的是它所蕴含的‘秩序’观念”（赵敦华，1994：278）。与之对应的是，构成“宇宙”的每个数字都有此诉求，其中“太一”（数字“1”）本身即秩序的同时，又制造了秩序（Hack，2016：54），因为其他数字皆从对其的加减法得来，作为数字之首，它被称为“宇宙的推动力”（Maor，2007：21）。万物的始基是‘一元’。从‘一元’产生出‘二元’，‘二元’是从属于‘一元’的不定的质料，‘一元’则是原因。从完满的‘一元’与不定的‘二元’中产生出各种数目；从书目产生出点；从点产生出线；从线产生出平面；从平面产生出立体；从立体产生出感觉所及的一切物体，产生出四种元素：水、火、土、空气。这四种元素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互相转化，于是创造出来有生命的、精神的、球形的世界……”（毕达哥拉斯，1961：34）。由其而生的其他数字也是如此。“自然秩序”是有“等级”差异的，起源自音乐。毕达哥拉斯认为事物只要运动都会产生音乐，故“音乐无处不在，故无处不是音乐”（Bennett，1945:198）。事物因体积不同，发出的乐声有高底之分，这产生了等级。也因此，蒂利亚德“自然秩序”的“等级性”并不避讳，“音乐行为......暗示了一种运动中的‘等级’关系”（Tillyard，1944：94），而后世则认为等级是宇宙秩序的“**要素，是自然之法的公理”（Wells, 2009：16）。此“等级”在中世纪的“基督教宇宙图景”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伊丽莎白世界图景”中被无限放大，尤其在后者中，成为“政治秩序”的天然构成物。“数字化宇宙图景”的“和谐”特征也由天体音乐而来，即处于永动中的每个天体因其大小不同，虽发出乐声不同，但整个宇宙始终和谐运行，皆因星体音调始终遵守2:1、3:2和4:3等比例，共谱了一曲和谐的宇宙乐章，“每个音调都不同，但组合在一起是完美的整体”（Tillyard，1944:95）。“等级”与“和谐”之中的“数字化宇宙图景”成为一个良好运作的有机体。 古希腊以“自然秩序”为特征的“数字化宇宙图景”，虽然没有强调服从的重要性，但其“等级”、“和谐”却是后世以神意服从和王权服从为目的的“基督教宇宙图景”和“伊丽莎白世界图景”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