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妹(黛西·约翰逊作品)

我们到了。就是这里。 我们来到了这栋房子。我们离开后找到了这栋房子。它位于北约克郡沼泽地边缘，紧邻大海。我们的嘴唇因为舔舐盐分而起皮，起皱，四肢沉沉，忍受着生长期的疼痛。滚烫的方向盘，路边的强光。妈妈说道：“上车，我们要在天黑前到。”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闷头赶路。我们想象她可能会说的话，“这都是你们的错”或者“要不是你们干的那些事，我们根本不必离开”。而她真正想说的，当然是“要不是生下了我们”“如果我们不曾出生”。 我握紧双手。说不清自己在害怕什么，只知道很害怕。房子就在眼前。它像个孩子一样踞于石板矮墙后，后方牧羊的场地空荡荡的，地上密密麻麻的羊粪，带刺的灌木丛足有一人高。我推开门，一股污浊的空气迎上了新来者。粪便的气味。树篱疯长，牧草和杂草强行突破了水泥，狭长的前院里有各种各样的杂物：老旧的铁锹头、塑料袋、碎花盆以及盆里半死不活的植物根团。塞普丹珀站在高低不平的花园墙垣上，保持平衡，她牙关紧咬，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窗户上映着她的身影和她身后我的脸，我的眼睛像两个洞，再往后则是我们的妈妈，她累坏了，倚在汽车引擎盖上。 房屋的白墙上有泥手印，墙皮从中段开始脱落，顶上的楼层塌陷，仿佛一只手弯曲着托住了握拳的另一只手。脚手架搭在一面墙边，路上有从屋顶上掉落的碎瓦片。我把手伸向塞普丹珀的手臂，心想如果我用力咬下去，牙齿嵌进肉里，是不是就能通过这种接触感应到她在想什么。有时我能做到。虽然不是百分百确定，但有种朦胧的意识。好比妈妈在不同的房间里打开收音机，声音会有延迟，你站在走廊里，能听到收音机的回声；但她突然转向溜开了，像只喜鹊一样咯咯笑。 我掏出口袋深处的纸巾，擤了擤鼻子。太阳要落山了，但余晖晒在我裸露的肩膀上依然炽热。我的口袋里还有止咳糖，软趴趴的，黏稠得起了絮。我把一颗糖吸进嘴里。 房子的墙面上有一个标志，它被污渍遮盖。我用纸巾去擦，认出了上面的文字：安置房。我们不曾住过拥有名字的房子。不曾住过这般模样的房子：破败不堪，颓圮变形，没有一处是干净的。塞普丹珀的身体旋转起来。我比以往快五倍的速度闭上眼，这样她就不会跌倒，又或者即便她跌倒了，也会像一只猫一样轻轻落地。 我转头找妈妈。她正吃力地从车里出来；她的身体似乎沉得难以挪动。自从学校里的那件事后，她就变成了这样，沉默寡言，或者说一声不吭。在牛津的房子里，我们在晚上听着她在楼上走动。她对我们只说零碎不成句的词组，很少和我们对视。她的身体仍是熟悉的样子，但里面住的人变了，我希望她会回来。她用脚趾把花园大门踢开。 “帮帮我，”她一边走进院子，一边说道，“乌尔萨说钥匙在青蛙下面。” 我们开始找青蛙。地面有昆虫活动，很疏松。我挖到了一条虫，被它的触感吓到了，它软软的，任人摆布。 “别玩泥巴了。”妈妈说道，于是我们弯腰搜索草丛，找啊找，直到我的手指碰到一只石头青蛙，它的嘴唇肥厚，眼睛像纽扣一样，快要被矮树丛淹没。妈妈一脚踢翻它，接着怨道：“没有钥匙。”“真倒霉，”她说道，“真倒霉。”然后她握拳捶打自己的大腿，三次。 沿着田野望去，五月的云变成了钢灰色，积聚起来，巨幅地膨胀。我指了指，说道：“看啊。” “好吧。快。找。” 我们把包袋堆在一边，抬起空花盆，在草丛里踢来踢去。我在泥地里找到了硬币。房子边上有一条小径，通往一片花园，花园的墙边堆着石板，草堆变成了腐殖土，还有被人丢弃的金属架。这里可能弄过烧烤，砖结构的口子里有一堆灰烬。房子的侧墙上嵌有贝壳，贝壳嵌在水泥里，地面上铺着颗粒状的沙石，还松散地铺有被海浪打磨得十分光滑的卵石。我看向一扇窗户。透过玻璃：依稀是墙和柜子的形状；可能是食品储藏室。我往手心吐了口唾沫，擦了擦。门框的轮廓更清晰了，门后现出模糊的影子，也许是一张沙发或餐桌，也可能是楼梯的**级台阶。塞普丹珀在我身边，脸往前凑，双手在窗玻璃上拢起，香甜的香水味，香水是我们从学校附近的博姿药妆偷来的，还有她没有刷牙的气味。她朝我瞪大眼睛，卷起舌头，掐我的手臂。我的脸看上去有些畸形，比例完全失调，脸颊比正常的要长，眼睛像停车计费器上的投币孔那么细长。 我长得像妈妈。或者用妈妈的话说，像她的妈妈，也就是我们的外婆，她在印度，我们从来没见过。塞普丹珀长得和我们不像。我们不记得父亲的模样，但她肯定像他，头发柔顺，脸颊柔嫩且带有金黄色的绒毛，瞳孔的颜色很浅，像雪地里的动物。 那么多年来，有关他的信息滴滴答答地被问出来，每次都大费周章。妈妈二十三岁在哥本哈根度假时和他相遇，当时他在那里生活。他在这座城市跟了她三天。她告诉我们，他就是那样一个人。他的英语无可挑剔——他在这里长大——但他喜欢跟她说丹麦语，她听不懂，而他就喜欢那样。他就是那样一个人。他死了。“他怎么死的？”我们问了四年，她才开口。他在德文郡的一家酒店游泳池里淹死了。他死前，他们已经不在一起了，我们仨，妈妈、五岁的塞普丹珀和年纪更小的我住在其他地方。他死了近一年，他的姐姐才打来电话，告诉她死讯。我们渐渐明白，不能问起他的事。我们不知道怎么描绘他。我们不认识他。塞普丹珀有一次对妈妈说，他是个偷摸抢骗的暴躁混混，妈妈笑出声，应道“说得没错”，但接着几小时一声不吭，那副神情我们后来懂了。每隔三四个圣诞，他的姐姐乌尔萨会来看望，塞普丹珀和我有时会试着从她那里撬出些话，但她从不松口。乌尔萨开一辆折篷汽车，从来不待超过一天，住酒店，不住我们家。她的头发很短，也是金发，因此如果从她身后靠近且不知道是她的话，我们有时会认为她就是他，逝去已久的父亲，让我们母亲伤心和我们存在的缘由。沼泽地边上的房子是她的，但她把房子租了出去，不住这儿，让我们这样无处可去的人住。 这时风力更劲了些。顺着房子的一侧望去，我们又发现了一扇窗户，窗不大，但不怎么结实的样子，我们一推，它便朝里打开了。 妈妈在房子前方，拿着一块附近地里捡来的石头，正要用它砸碎门边的窗玻璃。我抬起双手，捂住耳朵。血液怦怦怦地脉动，警报在我的骨髓中响起，从我的喉咙里升起。 “有扇窗能开。”塞普丹珀大叫道，“我想我们可以钻进去。”妈妈冷漠的面孔转向我们，嘴巴往下耷拉，刻进皮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