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扇底看前朝

17　对贪官宽宥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卢焯是清朝雍正、乾隆年间的官员，从雍正十二年（1734）当福建巡抚，到乾隆三年（1738）又任浙江巡抚兼理盐政。他犯了很多官员都会犯的错误，居官自肥，贪污了。这么大的官贪污，当然不是一个人贪污，必然有一个贪污的派系团伙。乾隆六年（1741），卢焯等人被弹劾。随后，朝廷的调查组到了浙江，将卢焯调到外地，案件牵涉浙江杭嘉湖道吕守曾和嘉兴知府杨景震。 吕守曾此时已经调到山西任布政使，得知被调查，自杀了。当时，杭州的老百姓不知情，还为卢焯一案叫屈，说卢大人是个有才干的人、有能力的官。甚至有人说，即便他自己贪污，但有工作能力的官员贪污一点点也没关系嘛，如此等等。闹事者还把副都统衙门前的鼓都毁坏了。乾隆帝闻奏，问近臣如何处理。近臣有言：山西布政使吕守曾都自杀了，就将案件推到他身上，慢慢地不了了之，对其他官员严加训诫，令其退赃，后逐渐降级处置，这样一来，朝廷保全脸面的同时，也能息事安民。乾隆没有听这个建议，斥责道：官员企图以自杀掩盖罪行，逼迫朝廷，又或妄图以一人之死而永葆妻子荣贵，掩盖其他同案犯，不唯毫无廉耻，还是大逆不道。遂下令严查。*后将卢焯和杨景震“以坐赃判处绞刑监候”。 乾隆二十二年（1757），云贵总督恒文和云南巡抚郭一裕，商量了一个敛财的好办法：以给朝廷、给皇帝进贡金炉的名义，收购云贵境内的黄金，其间大肆压低金价，中饱私囊，弄得吏民皆怨。眼看民怨沸腾，郭一裕吓坏了，为掩盖罪行自保，抢先上奏章参劾自己的同伙、上级恒文。乾隆帝派刘墉的父亲刘统勋率领调查组调查。经查属实。遂将恒文逮捕进京，乾隆帝面斥之，“宣谕赐自尽”。恒文临死，供出郭一裕是同谋并且是发起人，是创意者。乾隆又斥责郭，“命夺职，发军台效力”。同时对云贵当地十五名知情不报的官员，予以各降一级的处分。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因为一般人根本“知”不了，做不到“知”。自古大奸大贪者，多为大才之人。唐穆宗时，宿州刺史李直臣贪赃当死，由于李多年在朝廷内外给自己经营人际关系，为他说情的人很多，都说他是一个有能力、有才干、有政绩的官员，也为朝廷、为地方做了不少好事。唐穆宗见那么多人为李直臣说情，也慢慢地动摇了。他对御史中丞牛僧孺说：那么多人都说李直臣是个有才干、有政绩的官，这一次朕想饶了他…… 牛僧孺慢慢回话：是的，他是有才，但他的有才，却在于拿着朝廷的俸禄，掌握着地方财政大权，为自己结交各种关系，“天子制法，所以束缚有才者”，即朝廷的法律，就是要约束那些聪明有才智的人，不让他们妄逞才智。难道像安禄山这样乱天下的反贼不是有才的人吗？ 唐穆宗听了牛僧孺的话，便下旨诛杀李直臣，同时声明有敢再为其关说者，朝廷派调查组调查，吓得谁也不敢出声了。 后唐明宗李嗣源非常痛恨贪官，在他当皇帝的七年里，处治了不少贪官。比如他的亲密旧部将的儿子史彦珣贪赃，很多人为其求情，同时史彦珣还是李嗣源的外甥女婿，是皇亲。李嗣源却说：咱们是沙陀人（西突厥的一支），人家汉族士大夫出身的官员内心一直鄙视嘲笑咱们没文化，不懂孔孟之道，咱们怎么能不对自己下手狠一点儿！（“王法无私，岂可徇亲。”）供奉官丁某，掌握着朝廷的仓库，却监守自盗，以公款结交各种关系，投资经营，非法获利无数。案发后，很多人为他求情，李嗣源说：“食我厚禄，盗我仓储，苏秦复生，说我不得！”并戮之。 由于李嗣源认真治理，五代时期的后唐，被称为“小康之世”。当政者一认真，再混乱的天下都很快呈现风气向良好淳厚变化的景象。 古人治贪，不可谓不严。上古有五刑，曰：“火能变金色，故墨以变其肉；金能克木，故剕以去其骨节；木能克土，故劓以去其鼻；土能塞水，故宫以断其淫；水能灭火，故大辟以绝其生命。”后在五刑外，又增加了流放，作为宽宥。在古代，当贪官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对贪官也绝不容情。大定十二年（1172），有女真贵族官员贪赃，畏罪自杀于监狱，金世宗下旨说：不把他的尸体丢在街上任人踩踏，就算是厚葬了吧。贫穷的人沦为盗贼，可能是迫不得已，他都当官了，还贪赃，人不但坏，而且愚蠢。 宋朝范仲淹针对那些宽宥贪官、同情贪官自杀的现象，说了一句名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意思是说：一个贪官服罪，或畏罪自杀，痛哭的是贪官一家；而徇私枉法，屈法惠奸，让贪官一家不哭，杀伤的却是天下人心，杀伤的是人们对国家和未来的希望，所以这是一路哭。两者孰轻孰重，显而易见。 有人说，古代那么严厉处治贪官，不也没消灭贪污吗？这是心里有了妄念的人才有的说法，这种人当官也必是贪官。须知治贪如洗衣，衣服污脏，在所难免，故要勤洗；要实在破旧不堪洗，就应抛弃。那种希望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是一种妄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