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西学术语译介与接受研究

　　夷夏话语的首要表现便是其世界地理概念，中国位于世界的中央，皇帝君临四方，万邦来朝。所以，世界地理概念人华首先为夷夏观念所束缚，要突破数千年以来所形成的集体文化心理绝非易事。西学术语globe与“地球”的对译曾在清末中国社会引起过广泛的争论。其实，早在明末《坤舆万国全图》中，传教士利玛窦就将“地球”与拉丁文术语globus对译，“地球”就已经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视野。②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南欧航海家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以及耶稣会士们都是在“大地球形说”的基础上进行远航探险的，利玛窦也是“地球说”的信奉者和践行者。①利玛窦在制作地图时，也运用比利时地图学派圆锥投影方法，以赤道为中线将地球分为南半球和北半球，并标出南回归线和北回归线，南极圈和北极圈，还划分了热带、温带以及寒带，并就此厘定了一批近代地理术语，如南极、北极、北极圈、南极圈、五大洲、五带、欧逻巴、利未亚洲、亚细亚、大西洋、红海、加拿大、古巴等。利玛窦还把the Pacific Ocean译为“宁海”。②后来，李之藻也充分意识到“地球”这一译名与“地圆说”的关系，并在《请译西洋历法等疏》中详细论证：“天包地外，地在天中，其体皆圆，皆以三百六十度算之。”③“地球”所持的学理基础是“地圆说”，西方的“地圆说”与中国夷夏话语系统的中“天圆地方”相矛盾。所以，即使到了19世纪后期，中国知识界仍视“地球”这一概念为洪水猛兽，其根源是无法接受构成这一术语的世界地理观念。从字面意思来看，“天圆地方”就是一个成语而已，但是，这一表述是维系中国夷夏话语系统和封建帝王体制的重要学说。早在先秦儒家经典《周礼》中就提到：“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④如果说《周礼》中的天地四方是一种地理概念，那么《易经》中的天圆地方就成为了国家秩序和道德伦理概念。在《系辞·上》中有：“天道圜，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⑤由此可见，天圆地方是区别上下、尊卑和贵贱的基础。于是，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天圆地方”说不仅是中国传统地理学说的基础，而且被赋予了特定的政治和伦理内涵，这种伦理政治的内核就是传统的“夷夏观念”，即中国是居于世界中央的“泱泱大国”，并以此来认知世界和处理对外经济文化交往。尽管“地球”这一术语及其学说为守旧知识分子所抵制，其思想还是在清末中国社会打开了缺口。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不得不了解西方和研究世界地理，这一期间涌现了很多介绍近代地理知识著作，如《四洲志》《海国图志》《海国四说》《瀛寰志略》等，比如1848年刊刻的《瀛寰志略》卷一专文介绍“地球”这一术语：“地形如球，以周天度数分经、纬线，纵横画之，每一周得三百六十度，每一度得中国之二百五十公里。海得十之六有奇，士不及十之思。泰西人推算甚详，兹不赘。”①其作者徐继畲不仅借此绘制了两幅的圆形地球平面图，介绍了经度、纬度、赤道、北极、南极、北冰海、南冰海、太平海、大西洋、佛朗西、米利坚、英吉利、西班牙、亚墨利加等许多近代地理术语。术语与普通词汇有所不同，术语是学术发展和意识形态所积淀而形成的关键词。因此，术语不但承载着一定的价值取向，而且是为特定的话语系统服务的，接受某种术语就意味着接受某种话语系统。对于清末中国知识界来说，接受“地球”这一术语就意味着接受“地圆说”，所以，知识界仍好用“坤舆”“乾坤”和“世界”等传统地理术语与earth和globe对译。与明末相对开放的学术语境比较，冯天瑜认为“地球”与一系列地理术语进入中国社会，其实为近代中国吸收域外知识，为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念创造了“语文条件”。但是，当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限制了这些术语的接受，这些“语文条件”并未得到充分利用。②由此可见，在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下，术语翻译作为知识加工的手段，虽然可以为目的语文化输入先进的科技知识，但是没有适宜的接受环境，其传播力和影响力极其有限。夷夏话语的另一重要观念就是认为华夏的礼仪教化、社会文明程度远远超过周围的番邦，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都是蛮夷小国、化外之民。这种观念在清末中国社会根深蒂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选的“总统”对国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概念，因此19世纪针对西方政治术语president的翻译也在一定程度上刻下了夷夏话语的痕迹，翻译时采取了矮化或丑化西方的民主制度的手段，以突出西方作为“夷”的野蛮落后，把president翻译为“酋”“酋长”“大酋”；叶钟进在其写于鸦片战争前的《英吉利国夷情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