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蚕嫘祖(典藏古河东丛书)/张继红

运城，古称河东，是中华文明史上一块文化底蕴极为厚重的土地。大河在此拐了一个弯，正好将河东地区环抱其中；太行山的余脉中条山，前来拱卫着运城。观此地理形势，正是被山带河、自然天成的聚宝盆。这个聚宝盆的盆底，是万古不变、生生不息的盐池。盐池像一颗明珠，在河山之间闪耀，昭示着它悠久的历史。中华民族远古部落的首领们，从伏羲、女娲，到炎、黄、蚩尤，以及尧、舜、禹，等等，无不环绕盐池，在此打拼事业，凝聚神气，从而形成*早的“中国”。 大约距今六千年的时候，黄帝部落为控制盐池，夺取池盐的战略资源，先后与蚩尤、炎帝大战，取得完胜，成为中原一带的部落联盟首领。有“史家绝唱”之誉的《史记》的**篇，就是《五帝本纪》；《五帝本纪》的开篇就是黄帝。也许，在司马迁眼里，华夏文明的开端就是从有“土德之瑞”的黄帝开始。司马迁的这一判断，应该是汉以前人们的共识，他只是据实做出记载。 《史记》还记载，嫘祖是黄帝的“元妃”，即正妻。除《史记》这样的正史，众多的古籍和传说都证明，在蛮荒的上古时代，黄帝教人农耕，嫘祖教人纺织，大大推进了神农炎帝以来的农耕文明。数千年来，嫘祖被奉为中华民族养蚕纺织的共祖，这使得河东地区占据了中国丝绸文化的制高点。 于是，嫘祖被后人尊为“先蚕”，即*早教民养蚕、剥茧抽丝、衣被天下的圣人。根据文献记载和传说判断，她生活的年代距离当今大约是六千年，即公元前四千年左右。 嫘祖是否为真实的蚕丝纺织的先祖？仅凭后世少量的记述和传说就下结论还是不够的。好在现代考古有关养蚕抽丝的成果，恰与嫘祖生活的年代相符，都在六千年左右。 1926年冬天，年轻的李济先生和地质学家袁复礼先生，在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期遗址首次组织了中国人自己的考古，并发掘出距今约六千年的半个蚕茧。这个经过人工切割的蚕茧，至今闪烁着茧丝的光芒，有力证实了古河东地区是中国*早开始养殖桑蚕的地方。之后，夏县西阴师村出土石雕蚕蛹、芮城县出土蚕蛹形陶饰，也都是中国*早的蚕文化遗存。结合当地适宜养蚕的土壤和气候等天然条件和丰富的嫘祖教民养蚕纺织的传说，可以相信，河东地区确是中国丝绸业的发祥地之一。至于嫘祖被尊为“先蚕”，即中国养蚕抽丝的先祖，这是国人敬重行业先祖的传统思维的表露，是先民们有关桑蚕养殖和丝绸生产活动叠加产生效应的结果。 上古的时候，吃饭穿衣是先民们*急迫的日常生活需求，而穿衣尤其体现出精神文化层次的需求。先民的蔽体之物，从野草到兽皮，从兽皮到麻纺织物，从麻纺织物到丝绸纺织物，是物质需求的进步，也是审美需求的进步。不能不说，丝绸是人见人爱的产品，却一出现就被统治者完全垄断起来。他们将丝绸用于祭祀、葬礼等活动中，反映出上古时期人们对敬事上天、实现天人相通的精神追求。因此，丝绸出现伊始，就具有物质与精神文化的双重作用，在先民的生产、生活中，展现出特殊的文化内涵。它是王公贵族独享的高贵物品，是庙堂祭祀的神通媒介物质，是中国上古与陶器并美的核心工艺，是深刻影响中华文化发展走向的工艺美学。先秦以后，丝绸的生产遍及九州，踵事增华，发扬光大，成为国人富足美满的象征，同时成为历代经济活动中占比极重的一环。光彩耀眼的丝绸，凝聚了中华文明的智慧和创造精神。以“丝绸”命名的丝绸之路，打通中国与周边国家乃至中亚、非洲、欧洲、美洲的联系，丝绸则是丝绸之路上*为世界瞩目、价比黄金的特殊商品。丝绸之路大大促进了欧亚大陆的融合，是中国对世界文化的重大贡献。 如此的光荣与显耀，莫不与丝绸相关，莫不与嫘祖相关，莫不与河东相关。不仅如此，嫘祖以来，尚有三位河东人为中华丝绸，以及丝绸文化的发展做出卓绝的贡献：东晋河东籍高僧法显，他在六十五岁高龄时，从长安出发，到西域取经，又搭乘返回国内的商船，在今山东青岛登岸，前后经历十四年。法显应该是中国*早环行过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大旅行家，是丝绸之路上丝绸贸易的见证者。他在旅行记录《佛国记》（一称《法显传》）中描述了许多丝绸之路上的国家、风俗和商业见闻。盛唐时期的天宝十载（751年），旅行家杜环的《经行记》中记载，在大食国（古阿拉伯帝国），他亲眼看到说着中国话的人纺织丝绸，其中一位叫乐吕礼，是河东人。杜环认为，乐师傅是作为丝织专家到大食国传授丝织技术的。元代的时候，河东木工薛景石撰写了《梓人遗制》。他以木工的职业敏感，将当时的织机一一记录，画图展示，用以指导织机制造和修复。他的制图极为精确实用，甚至在当今还能据此复原织机。 无数史实证明，河东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有着深厚的根祖文化；嫘祖则是对中国桑蚕业发源有杰出贡献的伟大女性，是与黄帝并称的人文先祖，永远受到后人尊敬。六千年来，河东人孜孜不倦地从事着“经天纬地”的事业，这无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书作为“典藏古河东丛书”之一，对以嫘祖为中心的历史记载、民间传说、考古实物作出综合考察，试图证实河东地区是中国*早从事桑蚕养殖的地区之一，是中国丝绸业的主要发祥地。 文献对嫘祖的记载极少，从纪实散文的角度看，单独记述、描写嫘祖，不足以形成一部完整的著作。考虑到整个中国的桑蚕文化，无论南北，莫不以嫘祖为共祖；嫘祖以后的桑蚕文化，莫不是嫘祖桑蚕事业的延伸和扩展；在中华桑蚕史上，嫘祖是一个永远的文化存在。所以，本书以《先蚕嫘祖》为题，以嫘祖教民养蚕为出发点，将视角扩展到记述中国桑蚕和丝绸的物质文化。从这个角度，作为作者，首先感受到中华丝绸文化悠久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感受到中国丝绸文化持久而广阔的影响力，尤其感受到河东作为中华丝绸文化发祥地的巨大魅力。 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笔者阅读到许多专业著作和史料，主要涉及新石器时期考古与中国丝绸生产及文化方面的内容，眼前展现出一个个全新的视域。记得李济先生说，撰写中国上古历史，应该“以文化的形成及演变和民族的成长与教养为撰述的重点”；“中国上古史须作世界史的一部分看，不宜夹杂偏狭的地域成见”。李济先生的观点，显示其作为世界级考古学者的宏阔思维；他的观点，当然应予遵循。所以，本书力图从中国漫长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展示嫘祖对中国蚕丝业的开创性贡献，展示运城地区在中国农桑事业上的特殊地位；并以纪实文学的笔触，记述中国桑蚕和丝绸事业发展的过程以及动人的细节，力图使之知识丰富、精彩动人。 中国的桑蚕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以此形容，毫不为过。它是一门综合学，*初的植桑养蚕是农林学科，继而缫丝、纺绩、绣花又是工艺学科，*终积淀为历史、文化、美学等等，以完美求之，非通才无以完成。概而言之，就是在中国桑蚕物质文化史上，主要记述我们的祖辈们做了什么，有什么突出贡献，积累了什么文化。至于中华桑蚕和丝绸生产的技术层面则不是本书重点涉及的内容。作为丛书的一种，写作时间有限。好在借助时代优势，获取资料极为方便，笔者在关键之处把握主旨，综合判断，选择史料，努力做到丰俭适宜，图文结合，好看好读。即使如此，仍不免心有余而力不逮，错误与缺陷在所难免，敬请读者诸君不吝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