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石窟寺

**章 绪论 佛教的传入 众所周知，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起源于古代印度，创始人是释迦族的悉达多？乔达摩，释迦牟尼则是佛教徒对他的尊称，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释迦牟尼是古代北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南部提罗拉科特附近）国王净饭王的太子，母亲摩耶夫人是邻国拘利国的公主。摩耶夫人在回拘利国的途中，于蓝毗尼（尼泊尔鲁明代）生下释迦太子。按通常的说法，释迦牟尼生活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5世纪间，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时代。据佛经记载[1]，悉达多太子为了寻求解脱之道，在29岁那年毅然抛弃了安逸舒适的宫廷生活，到山林中出家修行。经过六年的苦修，太子耗尽了精力，身体羸弱不堪，这使他感觉到所谓苦修并不能达到解脱的目的。于是太子放弃苦修，走到摩揭陀国（今印度比哈尔邦）的尼连禅河，洗尽多年的污垢。由于体力不支，昏倒在河边。这时有一名叫须阇多的村妇来到他身边，喂他牛奶，使他的体力渐渐恢复。体力恢复后，太子来到菩提伽耶的菩提树下，面朝高耸的正象山，结跏趺坐，静思冥索，终于觉悟成道，创造出一套比较完整的思想学说体系。太子成道后被称为佛陀。为了宣扬他的学说，他首先到迦尸国都城婆罗奈（今印度北方邦瓦拉纳西市）的鹿野苑向曾跟随他苦修的憍陈如五人宣讲佛法，使他们皈依佛陀，从而建立了*初的僧团。以后释迦牟尼率领弟子周游古印度诸列国，进行了长达45年的传教活动，*后在拘尸那迦城（今印度北方邦哥拉克普尔）附近希拉尼耶伐底河边的娑罗树林间涅槃，终年80岁。 佛教*初只流行于中印度恒河流域一带。到了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期，阿育王（Asōka，公元前273—前232年在位）奉佛教为国教，将他的法敕刻在崖壁和石柱上，并派遣传教士到周边国家进行传教活动，佛教的影响迅速扩大，使之成为世界性的宗教。大约到了公元1世纪初，即中国的两汉之际，伴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和中印文化的相互交流，佛教亦传入到中国中原地区。相传东汉明帝时，天竺僧人摄摩腾、竺法兰白马驮经，千里迢迢来到洛阳。汉明帝在洛阳城西门外建立精舍安置他们，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所寺院—洛阳白马寺。自佛教传入以来，人们对于外来宗教的了解、认识和接受也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大体上，佛教经历了从早期依附于中国传统的道家、方术和神仙思想，到逐步脱离依附关系而走向独立发展的历程。以后佛教在中国这块广袤的沃土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逐渐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 不过，佛教传入内地初始，作为佛教徒顶礼膜拜的偶像—佛像还没有出现。大约到了东汉晚期，在墓葬中开始出现与佛教艺术造型有关的遗物，如四川出土的东汉摇钱树上的佛像[2] 和墓室中的壁画或画像石[3]。至三国两晋时期，这一类的遗物比较多地出现在墓葬中，如湖北鄂州孙吴永安四年（261年）墓内发现的青瓷佛像[4]；湖北襄樊（即襄阳）三国早期墓葬中出土的黄褐釉两层陶楼，楼顶上树立有五重相轮的宝刹，大概是受到佛塔塔刹形制影响的产物[5]。从出土的三国至六朝铜镜、魂瓶或谷仓罐等器物上常常可以看到佛、飞天等形象或者图案。有的甚至将佛的形象用于马具饰件、酒樽附件、香薰支足、唾壶装饰上。这种近似于亵渎的做法是与早期佛教尚处于神仙思想和早期道教附庸状态相吻合的[6]。由于早期佛教还没有作为一种独立的宗教而存在，因此人们往往将其视为外来神仙的一种而受到民间的信仰，这样表现在墓葬及随葬器物中，亦仅仅是作为神祇的一种出现的，而不是后来佛教信徒所供奉礼拜的佛教偶像。但无论如何，在佛教传入初期，佛教文化因素已经开始慢慢地浸透到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信仰之中。到了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扶持，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僧俗信徒日益增多，寺院及寺院经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作为佛教徒顶礼膜拜的偶像—佛像当然不能像以前那样作为装饰图案随意使用在各类器物上。因此，东晋以后这一类器物的消失是同佛教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的。关于这一点已为考古发现的资料所证实。所以，在佛教传入的初始阶段，是不可能出现佛教信徒专门为了礼拜、供养、禅修而开凿的石窟寺的。 近来一则爆炸性的新闻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2021年12月9日，在陕西咸阳洪渎原墓地发掘的新闻发布会上，展示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东汉晚期墓葬（M3015）中出土的两件青铜佛像，一件为立佛，高10.5厘米，为中原风格的面容，而袈裟特征明显具有犍陀罗风格；另一件为五尊坐佛像，高15.8厘米。经金相测定，这两件佛像为中原铸造，表明在都城地区佛像艺术已经开始了本土化的进程。发掘者根据同一墓地（M3019）有东汉延熹元年（158年）陶罐上的朱书文字，此墓（M3015）当在延熹元年（158年）前后，由此断定佛像为同时之作品。这样的结论看似无懈可击，但该墓曾经被盗过，就不能排除后世混入的可能性。从佛教艺术发展的历史背景看，犍陀罗佛像约出现于公元1世纪，那么公元2世纪就在中原地区出现本土铸造的佛像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它的传播途径，即丝绸之路沿线有没有相应时代的造像实例？佛像的容貌是如何转变为中原样式？是不是应该为佛教在中土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可能出现的？这些都是要考虑的因素。从出土青铜佛像体态浑厚的样式看，确与十六国时期的青铜佛像十分相似，因此，其铸造年代定为十六国可能更合适些。 注释： [1] 按高楠顺次朗、渡边海旭监修《大正新修大藏经》（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印刷所，1924—1934年，以下简称《大正藏》）卷3本缘部佛传类佛典主要有：后汉西域三藏竺大力共康孟详译三国吴支谦译《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西晋月支三藏竺法护译《普曜经》、刘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罗译《过去现在因果经》等，可以参阅。 [2] 东汉时期的摇钱树在四川地区已发现不少实例，如绵阳何家山1号东汉崖墓和忠县涂井蜀汉墓所出随葬品中就有。参见绵阳博物馆何志国《四川绵阳何家山1号东汉崖墓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第3期，第1—8页，图版壹1、2。赵殿增、袁曙光《四川忠县三国铜佛像及研究》，《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第55—61页。关于摇钱树的讨论，可参见宿白《四川钱树和长江中下游部分器物上的佛像—中国南方发现的早期佛像札记》，《文物》2004年第10期，第61—71页。 [3] 如内蒙古和林格尔壁画墓、山东沂南画像石墓中均有表现与佛教艺术有关的图像。 [4] 参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州市博物馆《湖北鄂州市塘角头六朝墓》，《考古》1996年第11期，第1—27页，图一六，12。 [5] 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襄樊樊城菜越三国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9期，第4—20页，图一二。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襄樊樊城菜越三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3年第3期，图九，图版陆。罗世平《仙人好楼居：襄阳新出相轮陶楼与中国浮图祠类证》，《故宫博物院院刊》2012年第4期，第10—26页。 [6] 参见杨泓《跋鄂州孙吴墓出土陶佛像》，《考古》1996年第11期，第28—30页。 二石窟寺的发展历程 所谓石窟寺，简单来说就是开凿在河畔崖间的宗教寺院，是古代人们进行宗教礼仪活动的场所，也是他们精神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往往将石窟视为寺院的一种表现形式，故称之为“石窟寺”[1]，如云冈石窟（武周山石窟寺，或北台石窟寺）、龙门石窟（南台石窟寺）、响堂山石窟（鼓山石窟寺、滏山石窟寺）。石窟寺以佛教开凿的洞窟为主流，当然还有其他宗教，比如摩尼教、祆教、景教等等，在个别地区晚期石窟寺中亦出现了一些释、道合开的石窟寺以及道教模仿佛教而单独开凿的石窟寺，甚至还有儒家开凿的，但数量极少，无法与佛教信徒开凿的石窟寺院相比拟，因此，不是中国石窟寺发展变化的主旋律。 石窟寺在建造形式上虽然与地面寺院有所不同，但仍然可以视作地面寺院的石化形式。换言之，石窟寺是模拟地面寺院而开凿的。规模较大的石窟寺大都具有一般寺院同样的功能。这在石窟寺不同使用功能的洞窟形制上是可以明显反映出来的。比如塔庙窟（中心塔柱窟），即在洞窟中设置佛塔，或中心塔柱的洞窟（图1-1），与寺院内的佛塔或塔院相类似，佛教信徒进入洞窟后，可以右旋绕塔礼拜供养；又如窟内雕塑龛像的佛殿窟和设置佛坛的佛坛窟，如同寺院大殿和殿内中心所设佛坛一样，佛教徒们可以在窟内瞻礼膜拜佛祖偶像；再如僧坊（僧房）窟[2] 和禅窟与寺院内的僧舍和禅堂一样，供僧侣生活起居和禅修之用（图1-2）。不同功能的洞窟可以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单元，相当于一座寺院；多个单元组合在一起，可能意味着寺院内不同院落或多个寺院。所以说，石窟寺本身就是一座寺院，是僧俗信徒礼拜、供养、起居和禅修的场所。 佛教石窟寺的开凿地点一般选择远离城市喧嚣、依山傍水、环境幽静的地方。开凿石窟的目的与佛教徒的修禅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禅定是佛教徒一种修行的方式。僧人习禅，要进行禅思，需要有安静的环境。这在佛经上有着明确的记载。如姚秦鸠摩罗什所译《禅秘要法经》中说：“出定之时，应于静处，若在冢间，若在树下，若阿练若处。”[3] 说明修禅定的人应当住在郊外山林静处。北魏吉迦夜、昙曜所译《付法藏因缘传》则更加明确地说明僧人应在石窟中坐禅。经文是这样说的：“山岩空谷间，坐禅而念定，风寒诸勤苦，悉能忍受之。”并说：“南天竺国有二比丘，心意柔和，深乐善法。素闻尊 图1-1 印度伽尔拉石窟第8窟 图1-2 印度纳西克第3窟平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