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 2022年第1辑(总第26辑)

如何理解制度和人性的演化：自然演化观审视 　　朱富强 　　摘要：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自然演化观将生物演化思想和自然选择原理引入经济学中，来解释经济行为及其衍生出的社会制度等，由此就形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观。显然，这一分析逻辑有助于为市场行为和现实制度辩护，进而带有明显的保守主义倾向。就制度演化而言，自然演化观将制度视为一种自发的自然演进过程，是大量个体间互动的无意识结果；但实际上，制度演化是一种自觉的人为改进过程，是特定个人或群体基于其目的进行有意识选择的结果，特别是注入了权力因素的影响。就人性演化而言，自然演化观把人性视为由本能决定的先验之物，能力和行为的变异则根植于基因之中；但实际上，人类心智与社会本体之间呈现出共同演进关系，人类行为也由心理意识推动并具有明显的意向性，特别是嵌入了群体意识的影响。从很大意义上说，现代经济学之所以还不是一门进化科学，根本上就在于它还没有建立起成熟的社会演化思维，从而无法真正揭示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和特征。 　　关键词：自然选择 社会演化 制度 人性 新古典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69.9 　　一、引言 　　新古典经济学根植于自然主义思维，其中，物理学导向唯理主义的均衡分析，生物学导向达尔文主义的自然选择，而两者相结合就产生了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演化均衡分析路径。相应地，根基于新古典主义的演化思潮就有两条基本路线：一是阿尔钦、弗里德曼和贝克尔等人使用自然选择思维对人类行为展开的分析，二是肖特、培顿扬和萨格登等人使用演化博弈思维对社会制度展开的分析。两条路线的共同之点就是：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思维和自然选择的演化思维相结合，由此开创出关注均衡嬗变的演化分析，这也是时下经济学界着手演化分析的主流路线。 　　同时，经济学界的演化分析思潮远早于新古典经济学，这产生出了目前仍活跃于得克萨斯的制度主义、纽约的奥地利学派以及马萨诸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事实上，当前经济学界也存在四股非主流的演化分析思潮：①哈耶克发扬的奥地利学派，把均衡视为事件的过程而不是事件的状态；②源于熊彼特创新思想的“新熊彼特”学派，强调了非均衡和质变在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作用，突出了企业家和技术创新在“创造性毁灭过程”中的核心作用；③源于凡勃伦传统的后制度学派，主张经济学应围绕演化和变异这个核心和主题展开；④源于马克思主义的调节学派，强调系统的各个不同部分或过程在某种条件下交互调整而产生某些有序的动态。同时，这些流派的演化经济学家对新古典主义的演化均衡分析通常都持强烈的批判态度，这引起越来越多学者转向研究这些起源更早的非主流经济学并从中汲取营养。 　　其实，上述非主流的四股演化思潮与主流的新古典主义演化思维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明显差异，有的更具亲缘性，有的则更具对立性。但总体上说，这四股演化思维都强调事物演化的非均衡性，都注重事物的变异性和新奇性，从而也都在某种程度上反对还原论的分析思维。因此，我们可以将经济演化思维大致划分为两类：①源自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然演化思潮；②源自非正统经济学的社会演化思潮。自然演化思潮倾向于简单地把自然选择学说从自然界搬到人类社会，倾向于将生物学隐喻引入人类社会之中，注重行为的无意识性、选择的随机性以及演化过程的均衡性；与此不同，社会演化思潮则关注社会有机体和生物有机体之间的差异，注重人类行为的目的性、选择的私人性以及演化的非均衡性。这就引发我们的思考：这两类演化思维在经济分析中的合理性如何？尤其是，主流的新古典主义演化分析倾向于将自然选择拓展到人类社会中，那么，这种分析路线合理吗？为此，本文尝试对两类演化思维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比较，并集中以制度和人性的演化作为剖析对象来加以说明。 　　二、自然演化思维的发展及其特点 　　生物演化思维拓展到对生活世界的观察时就形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提出者斯宾塞就极端地反对任何有利于弱者生存下来的公共政策，包括公共教育、公共救济乃至公共卫生等。不过，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其出生地——英国并没有被广泛接受，而是传到美国之后才取得巨大的成功。其原因在于，斯宾塞生活的时代，英国已经摆脱了肆无忌惮的市场规则的制约，工会、工厂监管以及对妇女儿童的工作时间限制已经被接受；与此不同，在美国，这种改善还正在以更严酷的方式进行着，正处于一个充满英雄主义式的贫富不均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喧嚣显赫并存的时代（朱富强，2017a）。尤其是，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和人类学教授萨姆纳热烈地欢迎和宣传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因为他受到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影响，并相信社会竞争和适者生存法则能够演化出一个更好的文明。到了20世纪中叶，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以更严格的逻辑将生物演化思想和自然选择原理引入经济学中，来解释经济行为及其衍生的社会制度等，从而就形成了新古典主义的演化思维。 　　（一）新古典主义的演化思维 　　开创新古典主义演化思维的先驱是阿尔钦（Alchian，1950），他的《不确定性、演化和经济理论》一文对利润*大化假设提出了批判，并在经济分析中用自然选择概念代替现行的*大化概念，由此把经济系统解释为一种在这些探索性的行为之间进行选择的采纳机制。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企业是利润*大化的追求者，它不断调整边际产出以实现这一目的。显然，这种思维将利润*大化归因于企业家的深思熟虑，而这种深思熟虑以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为基础。不过，阿尔钦指出，这个思想存在严重缺陷，边际主义除了在分析上便利之外，并没有为这一程序的正当性提供说明。其基本理由是：现实生活中的信息是不完全的，个人拥有的知识是不完美的；在这种不确定的情形下，个体的每一行动的后果都是不确定的；进而，既然人们不能确定每一行动的后果，那么，利润*大化当然也就不再能成为行动的向导。相应地，阿尔钦认为，行为的结果严重依赖于环境的变化，因而生存下来的往往并非经过深思熟虑的理性行为，而主要是与既定环境相适应的行为；而且，在环境发生变化之后，这些被视为“理性”的行为也很可能就会死亡。 　　基于这一分析逻辑，阿尔钦提出，企业要生存，所需要的往往只是有“正的利润”而非有“*大化的利润”，而生存则主要是外在环境随机选择的结果。这样，阿尔钦就将基于主体选择的理性行为转化成自然选择的演化结果，存在并非理性选择的结果，而仅仅是一种接受的过程。为了说明这一点，阿尔钦借用了法国数学家波莱尔（Borel）给出的例子：初始有200多万个巴黎人随机地两两配对玩一种猜币游戏，猜对者可以幸存下来并参加下一轮随机配对的游戏。波莱尔的计算表明，如果每对巴黎人每秒钟抛一次硬币，那么10年后还有上百对玩家幸存；进而，如果这100多对玩家让他们的子孙接着玩，那么1 000年后大概还有11对幸存。据此，阿尔钦认为，如果1 000年后看到这11对幸存者就把他们的行为视为理性的，简直就是荒唐的；相应地，如果因为观察到一些生存了百年以上的企业，就把这些企业的经验视为成功的经验，那么也是不合理的。在这里，阿尔钦显然是重复了康德的看法：植物在阳面之所以有更多枝叶，不是因为它们有理性，而是因为向阳的枝叶可以生存。 　　由此，阿尔钦得出结论：决定生存的不是行为和选择，而是行为或选择的结果。即行为动机和预见力只是生存的一个充分条件，却不是必要条件。这一论断潜含了这样的寓意：幸存者并非*优者；但是，与那些未能幸存下来的相比，幸存者所获得的结果更接近于*大化，因为它更适应环境。这一思想引入市场竞争和企业经营中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企业过去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后面还会同样成功，管理者在过去的成功经历也并不代表着他就一定具有高超能力，更不意味着他的行为选择与策略定位就一定合理（朱富强，2020）。正是通过引入环境和竞争压力的分析，阿尔钦撇开了边际主义的争论，甚至把微观分析也视为多余。但同时，为了避免与传统经济学完全对立，阿尔钦又对公理和定理做了区分：基于边际调整的理性行为可以实现利润*大化是公理，而现实生存下来的企业可以获得利润*大化则是定理 。进而，阿尔钦还得出了这样的论断：即使企业家的行为并非理性的，企业是利润*大化者的假设也是错误的，但非人格化的市场力量也会保证这个企业理论的定理成立。正是基于这一视角，阿尔钦的论点又捍卫了新古典企业理论：即使新古典企业理论关于利润*大化的严格假定是错误的，它的定理仍然成立。 　　在阿尔钦看来，只要我们能够了解环境的演化并将这种因素纳入考虑，那么，就可以使用边际分析来大致预测作为环境变化结果的总体选择效果的变化方向，可以预测一种经济行为模型在多大概率上能够生存下来。例如，阿尔钦发明了“旅游者”类比来进行阐述：数以千计的驾车旅游者从洛杉矶驾车出发前往芝加哥，随机地选择他们各自的行进路线，但只有一条（或少数）路线上设有加油站，而这些旅游者却不知道哪条路线上设有加油站。显然，那些*终抵达芝加哥的旅游者往往被主流经济学家视为是理性的，因为他们“好像”一开始就知道哪条路线上有加油站，并根据这一信息采取理性的行动。但是，阿尔钦的观点是，这种有效率的理性行为仅仅是环境的结果，如果加油站突然改变了分布，那么，原来“好像”理性的旅游者就变得不理性了，而原来“好像”不理性的旅游者则显得非常理性。在环境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任何一个旅行者都没有改变他们特定的路线，但是，一个边际分析家却可以根据环境的变化诊断出获得较大成功概率的类型分布，这种预测与现在变得成功的参与者类型大体相一致。 　　弗里德曼1953年发表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继承和拓展了阿尔钦的分析：一方面，他继承了阿尔钦的自然选择论，把市场视为纠正企业偏离*大化的行为的外部力量；另一方面，他把阿尔钦所强调的事后利润改成了预期收益，利用预期收益*大化假说来预测商人的选择行为。在弗里德曼看来，除非商人可以通过这种或那种方法而使其行为近似于与收益*大化相一致，否则就不可能长期维持他们的生意；这样，弗里德曼给出了生存的充分条件：如果商人能够表现出与“利润*大化”相一致的行为，那么，就不可能在市场竞争中被击败。为了说明这一点，弗里德曼举了职业台球手击球的例子：“这位职业台球手在挥杆一击之时，就仿佛知晓能够给出*佳运行方向的那个复杂的数学公式一般；该球手可以通过对角度等指标的观察准确地进行估计，而这些指标则确定了该球所在的位置，此时，球手根据公式闪电般地进行计算，然后使球按公式所制定的方向运行。我们对这一假说的信赖并不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台球室（即使是优秀的台球手）可以而且确实经历过如前所述的过程，而是除非这些台球手可以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法取得实质上与上述过程同样的结果，否则的话，事实上他们就不是职业台球手。”（弗里德曼，2007） 　　显然，弗里德曼的分析比阿尔钦朝新古典经济学更靠近了一步。事实上，根据阿尔钦的观点，收益*大化假设并不是说每个商人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决策的，而仅仅说明商人只是看上去在追求利益*大化，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且，尽管自然选择能够保证新古典理论所预测的总体行为趋势将会发生，却不能确保每一个生存下来的企业个体都能获得*大化利润。但是，弗里德曼却主张，选择过程使我们确信利润*大化模型的预测不仅在产业层次上而且对每一个企业来说都是精确的，因此，无论企业是否致力于利润*大化，经济的“自然选择”都将确保每一个生存下来的企业个体都表现出与“利润*大化”相一致的行为。在这里，弗里德曼借助“似乎”（as if）一词而把“存在的”视为理性选择的结果，从而把自然选择与*大化假说结合起来。弗里德曼写道：“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单个企业常常是如此行事，仿佛他们在有计划地使其预期回报*大化，而且掌握着成功地实现这一目标所必需的全部资料；也就是说，他们仿佛知道有关的成本函数和需求函数，可以计算每个行动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并使得这些行动的力度都恰到好处地符合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的原则。”（弗里德曼，2007）正是经过弗里德曼的诠释，新古典经济理论所坚持的收益*大化假设就被理解为一种生存原则：只有那些力图获取*大化收益的行为主体才能够在市场选择中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