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8:航向巴西

**章 逃亡 想象一下，某天巴西人一觉醒来，就听说总统已由美国空军护送逃往澳大利亚，与他一同不辞而别的，还有所有部长、高等法院成员、众议员、参议员与几名*重要的商业领袖。更可怕的是：阿根廷军队此时正向米纳斯三角区的乌贝兰迪亚市发起冲击，即将逼近巴西利亚。巴西遭到政府与全体领导者抛弃，任凭侵略者摆布，而后者已准备好将沿途所见洗劫一空，并无限期地掌管这一国家。 听到如此猝不及防的消息，巴西人很可能首先感到无助与背叛，随后则是恐惧与愤懑。 1807年11月29日早晨，葡萄牙人正是这种反应。当时传出消息，女王、摄政王和整个王室正在英国海军的保护下逃往巴西。在其他任何欧洲国家的历史上，都从未上演过类似桥段。战争期间，国王或曾失去王位，避难异国，但没有人曾走到这一步，以至远渡重洋，在世界另一端定居称王。虽然欧洲人在各洲拥有广袤的殖民地，但在此之前，没有任何国王踏足自己的海外领土，连短暂的巡游都不曾有过，更别提在那里生活统治了。因此，无论对于一夜之间成为王国弃儿的葡萄牙人，还是已习惯于葡萄牙长久剥削的殖民地巴西人来说，这都是史无前例的事件。 在葡萄牙人这边，除消息带来的震惊之外，另一因素也加剧了这种被抛弃感。200年前，人们对国家、政府及民族身份的认识与今天相去甚远。一切权力源于人民，并以人民的名义行使，这一民主的基本原则并不见于当时的葡萄牙。倘若今天巴西出现意外，所有政府官员都逃往境外，人民依然有权聚集起来，选出新的总统、参议员和众议员，立即重建国家政府。至于众多企业，虽会因领导或所有者缺席而经历一段动荡，但之后可以改组重建、继续运转。1807年的葡萄牙却并非如此。没有君主，国家便陷入困境、无所适从。一切经济活动、民众生死、政府、民族独立性以及葡萄牙作为国家存在的意义，都系于君主一人身上。 更麻烦的是，就政治理念与革新而言，葡萄牙是欧洲彼时*滞后的国家之一。与王权日渐让位于议会代表的英、荷相反，葡萄牙依然实行君主专制。也就是说，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不但能够制定法律，还负责执行，并能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去阐释法令。法官与市政厅仅是协助君主的臂膀，而后者可以随时否决他们的意见与决定。 这有助于解释，在那个秋末的寒冷早晨，在里斯本街头，葡萄牙人所感受到的无助与难以弥补的失落。一国之君逃走了，葡萄牙便不再是葡萄牙，不再是一个拥有自身政府的独立国家。它变成了一片无名无姓的荒地。它的子民被交付给任何能够攻城略地、登基称王的亡命之徒，任凭他们的私欲与贪婪摆布。 一国之君为何要逃？ 在解释逃亡之前，有必要阐明一件事：那时葡萄牙的王权并不在女王手中，而是由摄政王堂·若昂掌管。他的母亲玛丽亚一世女王据称精神失常、无力统治，幽居于距里斯本约10公里的克鲁什宫。堂·若昂是疯女王的次子，因而并未学习治国之术；他的长兄、王储堂·若泽（D. José）1788年死于天花，年仅27岁。除了缺乏治国的准备，孤独的堂·若昂还面临严重的夫妻问题。1807年，他与妻子卡洛塔·若阿基娜已分居3年，并同这位喜怒无常、飞扬跋扈的西班牙女人育有九子，其中一子未满周岁便告夭折。这对彼此恨之入骨的夫妇，不仅分睡两床，还住在相距遥远的两座宫殿。卡洛塔和疯女王一同住在克鲁什宫，堂·若昂则住在马夫拉宫，由数百位靠国家养活的修士僧侣陪伴。 马夫拉宫距里斯本约30公里，是葡萄牙殖民帝国辉煌时代的标志。它融宫殿、教堂、修道院于一体，正面长264米，拥有5200扇门窗及114口钟，饭厅长达100米，由45000名工匠耗时34年完成。大理石来自意大利，木材则取自巴西。宫殿落成于1750年，适逢米纳斯吉拉斯黄金钻石产量的巅峰。除王室及其仆从的居室外，还有300个小间供数百位修士居住。正是在这座宏伟而幽暗的宫殿中，堂·若昂远离家室，在大臣会议、弥撒、祈祷文与圣歌之间度日。 摄政王怯懦、迷信且丑陋，而在工作中，他的性格主要表现为优柔寡断。他在意见相左的团体之间进退两难，时常抗拒到*后一刻才肯作出决断。政府必需的各项安排令他愁肠百结、不胜其烦，因此他习惯于将一切事务托付给身边的大臣。而在1807年11月，堂·若昂被逼到墙根，不得不作出一生中*重要的抉择。在无可抵御的压力之下，他决定逃亡巴西；而向他施压的正是举世公认的军事天才——拿破仑·波拿巴，自罗马帝国的恺撒时代以来，无人能出其右。 1807年，这位法国皇帝是欧洲绝对的霸主。在一连串惊人而又出彩的胜利之后，法军已让大陆上所有国王俯首称臣，唯有英国尚未屈服。在英吉利海峡的阻隔下，英国人得以避免同法军在陆上交锋；而在1805年的特拉法加海战中，纳尔逊勋爵统率海军，于地中海入口处击溃法西联合舰队，由此巩固了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拿破仑则以大陆封锁令回击，严禁在欧洲港口交易英国商品。此令一出，各国立即遵守，唯有防守薄弱的弹丸小国葡萄牙例外。迫于传统盟友英国的压力，堂·若昂不愿屈从于法国皇帝的要求。因此，法军在1807年11月向葡萄牙边境进发，意欲大举入侵、废黜摄政王。 堂·若昂在彼时*强盛的两个军事和经济大国之间进退维谷，有两种痛苦且互斥的方案可供选择。一是屈从于拿破仑的压力，加入大陆封锁阵营；二是接受盟友英国人的帮助，携王室、财宝、大部分贵族及全套国家机器，乘船前往巴西。表面上看，这是个慷慨的提议；而实际上，这是赤裸裸的胁迫。假如堂·若昂选择前者、向拿破仑屈服，英国便会故技重施，像数月前对待不肯合作的丹麦那样对待葡萄牙。同年9月1日早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居民在英国舰队的炮火封锁下醒来，后者在港口下锚并炮击城市。炮火持续了四天四夜，*终致2000人遇害。7日，哥本哈根投降，英国人将船只、物资和弹药尽数掳掠，丢下毫无防御能力的城市扬长而去。 对葡萄牙而言，后果可能更糟。如果摄政王和拿破仑结盟，英国人不仅会轰击里斯本、劫掠葡萄牙船队，还将夺取葡萄牙赖以生存的海外殖民地。在英国人的支持下，殖民地中*广袤富饶的巴西很可能效仿美国及众多西属邻国，比预料时间更早独立。而若失去了巴西，葡萄牙便什么也不是。 显然，堂·若昂完全忽略了第三种方案：尽管王权地位或将不保，但他仍可选择留在国内对抗拿破仑，与英国人并肩作战、保家卫国。后续事实证明，在此情况下他获胜的可能性并不小；然而在1807年，此举是惊恐犹疑的摄政王所考虑不及的。他认定敌人强大无比、自身难以招架，只好溜之大吉。“堂·若昂以精准的自我认知行事，他更倾向于离开欧洲”，历史学家托比亚斯·蒙泰罗如是写道，“自知没有英雄的胆识气概，他选择了率众离去的和平方案，在热带温和的怠惰中寻找安宁和消遣，他正是为此而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