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愈未来:数字困境的全球解决方案 (硅谷思想家安德鲁·基恩比肩《失控》的力作)

　　引言 天下无新事 当今，未来似乎已经破碎了。我们被卡在两种文明的、截然不同的操作系统之间：二十世纪的老系统已经失灵，取而代之的二十一世纪版，按理说应是升级版，却也运作不良。问题表现得随处可见：工业经济衰微、贫富差距加剧、失业率居高不下、世纪之交的文化病症泛滥、后冷战时期国际联盟瓦解、对传统制度信任减少、传统政治意识形态过剩、关于何为“真相”的认识论危机，以及民粹主义对于建制的大肆攻击。对于出了什么问题，我们都很清楚，却似乎不知道该怎么让一切重新走上正轨。 是什么让世界四分五裂？有人说是因为全球化过度，又有人说是全球化不足。有人认为要怪华尔街和对利润贪得无厌的自由市场货币资本主义，他们称之为“新自由主义”。还有人认为问题在于我们这个新的、不稳定的国际体系——例如，俄罗斯存在个人崇拜式的集权主义，他们认为这样一个俄罗斯正在不断用假新闻破坏欧洲和美国的稳定。美国的真人秀明星唐纳德˙特朗普靠排外主张和民粹主义上台，英国人公投结果导致脱欧——有时真的很难说这些事件究竟是导致我们目前处境困难的原因还是结果。但明白无误的是，二十一世纪的精英已经和二十一世纪的民意脱节了。我们的精英面临的危机，不仅解释了为何*先进的民主国家内部缺乏信任，深受其扰，还解释了为何左右两派同时对传统统治阶级存在民粹主义的愤恨。但我们似乎不只是与二十世纪的建制脱节，所有人都和更重要的东西脱节了，可能是和我们自己脱节了。在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什么才是作为人的意义，我们和这也脱节了。 乔布斯发布带魔力的“苹果”新品时，每每吊足了观众胃口还不肯揭开产品真面目，并不忘添一句：“还要说一点。”我也“还要说一点”，这一点是我们当今世界*重要的事。世界被互联网紧紧联系在一起，这场数字革命正是种种混乱产生的主要背景。 2016年，我到纽约参加了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简称WEF）工作坊的一个活动，活动为期两天，主题是“数字转型”。活动的焦点是各种互联网新技术——包括移动技术、云技术、人工智能、传感器和大数据分析带来的“组合效应”。研讨会得出结论：“正如十八世纪以来蒸汽机和电气化给经济各个领域带来革新，现代技术也开始急剧改变当今的各个产业。”1这一转型涉及的经济规模令人目眩。WEF工作坊相信：如果我们能保证数字革命在正轨上发展，到2025年，数字革命可为全球经济带来多达一百万亿美元的效益。 正被数字技术急剧改变的不仅仅是产业。正如工业革命颠覆了社会、文化、政治和个体意识，数字革命也正在大幅改变二十一世纪的生活，这涉及的就远远不止一百万亿美元了。今天的结构性失业、不平等、失范现象、缺乏信任，还有这个焦虑时代的民粹主义愤怒情绪，从某个角度来说，都是这一大变动日益狂乱的后果。网络技术——或多或少由乔布斯*重要的发明iPhone促成——与其他数字技术和设备一起，正剧烈扰动我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整个产业——教育、交通运输、媒体、金融、医疗和旅游接待业等——都因为这场数字革命而天翻地覆。我们把工业文明的许多方面都视作理所当然，比如工作的性质、个人的权利、精英地位的合法性，甚至人的意义，在这个混乱的新时代这些都遭到了质疑。同时，硅谷正变成西海岸的华尔街，在这里，拥有数十亿身家的企业家们成了宇宙新的主宰。比如，2016年，科技公司给出的股权薪酬金额超过了华尔街给出的奖金。2所以，是的，我们的新世纪正是网络的世纪。但是，至少迄今为止，它也是一个经济上不平等、工作无保障、文化上困惑、政治上混乱、生存上恐惧等现象不断加深的时期。 当然，天下无新事。WEF工作坊“数字转型”活动提醒我们，几百年前的工业革命时期， 技术同样扰乱了世界，令其天翻地覆，并以剧烈的方式彻底改造了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制度。对于这样的大转型中产生的种种令人无所适从的变化，十九世纪的回应分三种：“是”“不”和“也许”。 反动派中大部分是卢德分子和浪漫主义保守派，他们想要摧毁这个新的技术世界，回到至少对他们而言更宁静的时代。理想主义者的行列中既有坚定支持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者，又有坚定支持革命的共产主义者，这一点不无讽刺；他们相信，如果让工业技术按照其内在逻辑自然发展，*终会创造出一个物质无限丰富的乌托邦式经济。还有一派是改革者和现实主义者，他们来自社会各界，包括有责任感的左右两派官员、商界人士、劳动者、慈善家、公务员、工会成员，以及普通公民，他们主张用人的自主权去修复新技术带来的种种问题。 今天，对于周遭正在发生的剧变是否对我们有益这个问题，也能看到相似的“是”“不”和“也许”三种答案。浪漫主义者和仇外者拒绝这种连接全球的技术，认为其违背了自然法则，甚至违背了“人性”本身（在数字时代，“人性”这个词用得太多，却定义不明）。硅谷的技术乌托邦派和某些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者都坚持认为，数字革命将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的痼疾，创造极其丰饶的“后资本主义”未来。对于他们而言，这种变革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有一位决定论者特别热切地宣扬这点，称之为“必然之事”3。持“也许”答案的人，包括我在内，是现实主义者和改革者，而非乌托邦派和反乌托邦派。我们认识到，当前*大的挑战是以既不妖魔化技术也不美化技术的务实态度，解决这个大转型时代的问题。 这是一本持“也许”观点的书，基本的信念是相信数字革命可以像工业革命一样，成功地被驯服、管理、改革。本书希望，这次转型中*好的方面——创新、透明、创造力的增长，甚至是适度的混乱——能让世界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本书也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立法、经济、监管、教育和伦理方面的改革措施，若能实施得当，将有助于治愈我们共同的未来。WEF工作坊将几种网络技术的作用称为“组合效应”，数字革命正是这种效应驱动的；解决数字革命带来的诸多问题，也同样需要组合回应。我之前说过，没有什么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方法能够创造完美社会，不管是不是数字社会。因此，也不可能依赖某个高于一切的方案去解决问题，例如完全自由市场或不留死角的政府监管。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结合监管、公民责任、劳动者和消费者选择、竞争性创新和教育对策的战略。正是通过多层面共同作用，*终解决了工业革命的许多*尖锐问题。而今天，要对抗数字革命引发的诸多社会、经济、政治等存在的挑战，我们就需要组合式的战略。 也许我们能拯救自己，也许我们能变得更好，但只是也许而已。我写本书的目的是绘制一幅地图，帮助我们在网络社会这片陌生土地上行路。为了画出这幅地图，我行了几十万英里的路——不仅去了几个西欧国家和加州之外的美国许多城市，还从北加州的家飞到遥远的爱沙尼亚、印度、新加坡和俄罗斯。在这些地方我采访了近百位人士，包括总统、政府部长、技术型初创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大型媒体公司的掌门人、顶级的反垄断和劳动法律师、欧盟专员、风险投资界的领军人物，还有当今世界*能洞见未来的未来学家。本书里的智慧都是他们的。我所做的，只是把地图上的点连起来，而地图是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和思想绘制的。 2016年WEF工作坊上对未来*有预见力的人之一是一个名叫马克˙柯蒂斯（Mark Curtis）的人，他是一名连续创业者、作家、设计专家，是Fjord的联合创始人。这是一家位于伦敦的创意公司，母公司为全球资讯公司埃森哲。后来我到伦敦西区靠近牛津圆环的Fjord办公室去拜访他，柯蒂斯说：“我们需要一张乐观的未来地图，以人为中心。”他解释说：“这张地图应该告诉所有人未来该怎么走，在我们的脑中勾画出陌生地域的面貌，我们才知道怎么在这片新区域行走。” 我希望本书就是这张地图。从柏林的老地毯厂到班加罗尔的绅士殖民地俱乐部，从波士顿的律所办公室到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治愈未来》这幅新地图展示了监管者、创新者、教育者、消费者和公民正在如何治愈未来。但是在这条路上，不可能鼠标一点、手指一划，就开来优步（Uber）或者来福车（Lyft），轻轻巧巧地把我们送到未来。不，即使是*智能的技术也解决不了技术带来的问题，只有人可以。而人就是本书的主题。本书讲的，是一些地方的一些人如何解决数字时代*棘手的问题的故事，以及他们的事例如何激励其他人也一样付诸行动。